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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章精选201906
发布时间: 2019-06-14 15:56           来源: 【字体: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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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零壹玖年陆月)


【观点】... 7

正当其时、意义非同寻常的重大主题教育... 7

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31日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这次主题教育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70个年头之际开展的,在这个时刻开展此次主题教育正当其时,意义非同寻常。... 7

以理论水平的提高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领... 10

注重理论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理论学习如何更有收获?怎样提高党员干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我们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沈阳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贾玉明,四川省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鸿,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11

刘元春:认识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15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洞察世情国情的变化,深入把握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正确认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制定科学的战略目标、采取科学的战略举措提供了科学指导。... 15

林兆木:抓住用好新形势下的新机遇... 19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久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抓住用好新机遇,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更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抓住用好新形势下的新机遇,对于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19

张占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中国引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是体现中国道路的经济发展理论自觉、自信和自强的一场革命,是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期盼,是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呼唤。... 24

程恩富:稳妥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七个重要关系... 28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更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需根据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性特点,正确认识和稳妥把握其核心子系统中的一系列重要关系。... 28

蔡昉樊纲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31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近日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和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等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出席并发表演讲。... 31

范恒山:外部影响总体可控主动作为前景可期... 35

怎样评估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保持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抓住哪些关键环节?就这些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 35

科学院课题组:今年中国经济将在合理区间运行... 40

2019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和经贸摩擦持续、发达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变数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国际背景下,预计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6.4%左右,增速比上年略微回落0.2个百分点,实现年初预期6.0%至6.5%的经济增长目标,继续保持在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40

裴长洪:深刻理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 45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十分重要。从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市场信心明显提升,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改革开放继续有力推进。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开局良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全年经济工作,需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谋划与部署,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 45

王昌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48

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但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制约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着力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48

孙国峰、李扬、黄益平:以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5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近日在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等专家围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分享了各自观点。    52

一季度中国杠杆率报告:重心偏向稳增长宏观杠杆率回升... 58

201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良好,经济增长超预期。同时,宏观杠杆率也再度攀升。不容否认,在面临内外部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突出稳增长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如何保持定力、坚持结构性去杠杆,仍是未来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 58

李毅中:提升盈利能力引导资本流向制造业... 64

当前要发展经济,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其中,大力提升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既是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举措,也是提升工业企业经济供给能力的有效途径。当前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提升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引导资本流向工业、制造业,推进经济高质量。... 64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与对策... 68

随着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涌,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其中,积极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先进制造和智能制造,是各国普遍采取的重要举措。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体系完备,但大而不强问题突出。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生产管理效率较低。在我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的背景下,必须着力提高产品品质和生产管理效率,重塑竞争优势,数字化转型正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当前,需更好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解决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难点问题,切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68

丁俊发:加速建立健全国内消费长效机制... 72

“消费主要是居民消费”,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9月发布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提出的有关消费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意见》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战略性地描绘了完善消费体制机制路线图,对于应对当前的新形势、新情况,指导当前的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72

李锦:加大授权放权激发国企活力... 76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年版)》(简称《清单》),这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国有企业要加大授权放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深入推进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关键一步,也是落实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依法确立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改革活力的具体实施。文件中的5大类35项权责多是与改革有直接联系的。理解《清单》对于国企改革的推进作用,增强对国资国企改革的信心,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76

袁东明:以增活力为抓手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81

世界一流企业是全球企业群体中最优秀的企业,具有竞争力强、市场价值大、国际化水平高、社会影响力深远等特征。我国一批国有大企业已初步具备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基础条件,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相比,仍存在效率不高、品质不优、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企业活力不足、市场化机制不完善。对此,需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抓手,系统性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一批有基础有条件的国有大企业尽快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81

专家:我国区域分工协作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83

2018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和水平等三大格局均继续显示出协调发展态势。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正值中国迎来经济社会向现代化高收入国家和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经济百年不遇的重大变革时期。在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经济缺乏新支柱支撑的条件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表现出的巨大的活力和众多的热点地区,是未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力抓手。... 83

城乡融合发展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89

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协调好城乡关系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近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战略方向、“三步走”目标和重大任务,为从根本上理顺城乡关系提供了重要遵循,必将推动我国城乡关系加快进入融合发展新阶段,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89

盛松成:汇率稳定与增强汇率弹性是相统一的... 91

人民币贬值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中国经济?人民币存在贬值的基础吗?应该如何看待汇率的重要关口?未来汇改将以何种形式推进?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强调,近期央行所提及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这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统一的。... 91

推动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 9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其中,国际产能合作是一项重要内容。近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的国际产能合作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在参与主体、投资领域、国际产业转移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征,是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    95

陈春花:如何拥有管理“不确定性”的能力?... 99

导读:今天组织管理遇到最大的难题是,环境是不确定的,而且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未来可能不需要讲“黑天鹅”这个词,因为满天都是“黑天鹅”。驾驭不确定性是现今管理者都需要掌握的核心能力。如果你想驾驭不确定性,那你就必须让组织成员拥有创造力,而不仅仅是老板拥有创造力。... 99

裂变式创新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105

一些科技潮流在悄无声息地死去,而另一些则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们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105

郑永年: “局外人”的政治革命... 119

今日世界政坛上一个令人瞩目也是最重要的现象,无疑是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就是那些之前和政治圈并没有实质关联,甚至毫无从政经验的人,纷纷被人民选举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马克龙和意大利的孔特等。最近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当选总统更具有典型意义。... 119

吴晓波:贸易摩擦下中国企业为何比美国要痛?... 123

还是以苹果手机为例,它由几百个零部件构成,涉及几十个国家的上千家专业的生产公司。所以苹果公司并不拥有苹果手机的全部专利,因为这上千家公司的手中,或许都分别拥有相关的专利,但是,苹果却是这条产业链上的统治者。... 124

日本真的失去了20年吗?... 124

我们说“日本失去20年”,是相对于中国过去20年的高速发展而言的。过去20多年间,中国GDP始终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日本的GDP一直处于零至2%的超低速增长时期。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失去了20年。... 125


【观点】

正当其时、意义非同寻常的重大主题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531日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开展这次主题教育,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这次主题教育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我们党在全国执政第70个年头之际开展的,在这个时刻开展此次主题教育正当其时,意义非同寻常。

1.我们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并进而把伟大社会革命推向前进

党内集中教育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措施。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时代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集中教育,并不断创新和发展这一优良传统。

20136月至201410月,在全党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紧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聚集在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四风”问题,重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20154月至20162月,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突出严实要求,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是思想、作风、党性上的又一次集中“补钙”和“加油”;20162月以来,在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并逐步向常态化制度化发展。

按照中央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突出宗旨、使命、整改、行动的要求,这与上述三次集中教育不仅在性质上一脉相承,而且在内容上持续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突出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要求,这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深化发展,也是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进一步要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具体目标是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突出理论、思想、担当、情怀、清廉的内容,这与上述三次集中教育一脉相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党内集中教育的坚持、发展和深化,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决心。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也是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实现宏伟蓝图,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汇聚共同的力量,进行共同的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包括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旨在对我们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历次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不仅党员受教育、干部受洗礼,而且群众得实惠、社会风气好。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的现实写照,对于锻造全党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执政能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有重要作用,对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两者既高度统一又相得益彰,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始终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早在1929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就奠定了我们党思想建党的理论和原则,延安整风是我们党思想建党的光辉典范和理论强党的生动实践。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通过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真正达到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目的。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的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要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守初心、担使命,坚定全党同志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决心和恒心;要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找差距、抓落实,增强全党同志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防风险的能力和本领。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奔着新问题、新要求去,努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力度不断加大、干部作风建设持续发力,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问题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但也要深刻认识到“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复杂性,“四种危险”的尖锐性、严峻性,以及党内政治生活还存在不讲原则、平淡化庸俗化随意化等倾向,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扎实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要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问题导向,注重“靶向治疗”,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远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

3.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本色。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蕴含着质朴真挚的为民情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质朴情怀,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遵循。

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进一步夯实全党同志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真正筑牢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自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必须聚焦找差距、抓落实,补短板、惠民生,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关切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调研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明确要求,今年是基层减负年,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此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真抓实干的作风建设,让广大干部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中部地区崛起的伟大事业中来。这不仅是对中部地区作出的重要要求,也是对全国各地作出的重要要求。

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是确保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革命传统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年代所形成的精神财富,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这三大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我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当下有着积极意义,这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聚焦的重点内容之一。

从国内来看,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各项工作需要披荆斩棘、爬坡过坎,贯彻新发展理念遭遇新的形势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任务繁重、推进改革开放走深走实的要求更高;从国际来看,我们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激励全党同志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转变作风、真抓实干、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真正筑牢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担当自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把党的十九大绘就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作者: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笔:郭庆松)

以理论水平的提高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领

嘉宾: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

沈阳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贾玉明

四川省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鸿

日前,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具体目标,确保这次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目标的实现上都下足功夫,取得实效。

注重理论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理论学习如何更有收获?怎样提高党员干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我们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沈阳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贾玉明,四川省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鸿,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1.重视理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

主持人:重视理论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请各位对我们党重视理论学习的优良传统做一简单回顾。

张占斌: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把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学习作为党的建设的重点,坚定了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延安时期,我们党曾把55日马克思的生日定为“干部学习节”,号召“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党员干部如果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易庸俗,成为变质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学习,还体现在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上。19333月,我们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创办了原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几十年来,各级党校成为我们党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阵地和干部党性锻炼的熔炉。重视理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

贾玉明:我们党因学习而生,因学习而明,因学习而胜,因学习而强,形成了重视理论学习的光荣传统。一是秉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的虚心态度。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著名训导,至今仍然是我们的遵循。二是坚持“进京赶考”永远在路上的使命担当。当年,毛泽东同志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意味深长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的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其基础就是对新领域新事物新问题的学习。三是践行“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的庄严承诺。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等都必须通过不断学习达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周鸿: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我们党的奋斗史,就是一部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依靠理论学习走向成功、走向胜利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指出“要领导革命就必须学习”“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论学习,他指出,“新干部、年轻干部尤其要抓好理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重视理论学习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牢牢掌握和科学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强大理论武器

主持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理论学习有收获”。请谈谈理论学习对于“守初心、担使命”的重要意义。

张占斌:开展此次主题教育,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党员干部必须增强理论学习。只有理论上的坚定,才有实践上的一往无前。理论学习是为了让全党同志更好地坚守初心、担当使命。理论学习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守初心、担使命”的关键是牢牢掌握和科学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强大理论武器,用理论之火点燃信仰之灯,用信仰之灯照亮实践之路。

贾玉明:理论是指路明灯,理论学习是“守初心、担使命”的基石和钥匙。通过学习才能对党的创新理论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才能充分认识我国当前面临的复杂国际国内形势,真正从思想上深刻理解为什么要“守初心、担使命”,才能把党的初心铭刻于心,才有勇担使命的精神动力。

通过深入学习,提醒全党明初心,引领全党守初心,激励全党践初心,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凝聚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伟力。

周鸿:守初心、担使命,要从理论中强自觉。理论学习具有凝心聚力、凝神聚魂的功能,能够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守初心、担使命,要从理论中明方向。守初心、担使命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时做到了不代表能永远做到。重点是在理论学习上不放松、不打折,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大政方针这两个理论学习重点,切实提高贯彻落实的精准性、实效性,做出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成绩。

守初心、担使命,要从理论中学本领。守初心、担使命,是行动、是任务,不是口号,要具体起来、落得下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到的是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到的是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能让我们铸就守住初心的“铁闸门”,练就担好使命的“宽肩膀”,在实践中更有底气、勇气和锐气。

3.不仅要重视理论学习,更要善于理论学习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学习理论上,干部要舍得花精力,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请各位谈谈对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要求的认识和理解。

张占斌:党员干部不仅要重视理论学习,更要善于理论学习。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理论学习上,一定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要舍得花时间、花精力,带着问题、带着感情学,既重视“有字之书”,也重视“无字之书”,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学以致用。关键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把理论学习和解决实践的问题结合起来,以理论水平的提高,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领。

贾玉明: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脑子里经常装几个问题,把问题摆进去,边学习边思考,把思考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有助于培养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真正做到学深悟透。

坚持查找不足,认真整改。理论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在反作用于实践的过程中理论得到检验和升华。学懂弄通做实,落脚点在做实,要结合自身实际,在学习领悟过程中,查找自身存在的不足和短板,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改造主观世界,推动学理论用理论实起来、活起来,学思践悟,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坚持不断学习,发扬韧劲。学不可以已,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坚持在创新中强化,在强化中创新。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周鸿: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立足遂宁实际,就是要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突出位置,做到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在氛围营造上,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理论学习真正成为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经常抓的要事,成为党员干部天天做、日日做的功课。在理论教育上,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政治主课,开发和用好一系列干部培训教材和课程,提升理论培训实效,引导党员干部学懂弄通、学深悟透。在找准结合上,要加大对中央大政方针、决策部署的学习研究,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4.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学习有收获,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取得新进步,加深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大政方针的理解,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怎样理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要求?

张占斌: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具体来说,就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学习中要深刻把握这一重大创新理论所蕴含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切实增强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握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机遇期,增强历史使命感、增强奋斗精神,从而真正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贾玉明: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理论学习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深刻领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含义,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个人工作职责,把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作为根本出发点,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在全面系统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基础上,用负重攀登、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周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加深对这一党的创新理论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的理解,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主题教育中,要勇于实干担当,不断提升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能力,勇于破解发展难题、化解风险挑战、克服困难矛盾,让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返回

刘元春:认识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洞察世情国情的变化,深入把握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正确认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制定科学的战略目标、采取科学的战略举措提供了科学指导。

澄清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模糊认识

所谓“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是指由一国内外部各种因素综合形成的、能为该国提供实现某一特定战略目标所必需的重大机遇,并对该国发展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判断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依据,是看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是否有利于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发展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不仅没有结束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且为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更高发展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对我国是否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比如,有观点把过去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和环境等同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条件和环境,以致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这种观点错误地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意味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消失,而没有看到发展阶段的演进和发展目标的升级必然要以发展条件和环境变化为前提。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支撑传统粗放式高速增长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变化,我国的低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另一方面,告别粗放式增长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已经具备,不仅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而且具备了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更好基础,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为有利。应当看到,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变化,在大国发展的历史上是常见现象。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

又如,一些人没有正确理解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然也就无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战略空间和战略机遇。他们没有认识到危和机可以互相转化,只盯着世界变局中的危而忧心忡忡。其实,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危和机是一对同生并存、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克服了危即是机。对我国来说,只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抓住和用好机遇,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积极创造机遇,就能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

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坚实基础和新的内涵

综合来看,我国发展之所以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为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雄厚基础,是因为党中央顺应时代潮流作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使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信心和能力。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天,雄厚的物质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本、广阔的市场空间、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全方位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探索出决策效率高、社会动员能力强、资源配置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突出制度优势,为我国发展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作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这一战略安排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有利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延长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新时代的发展成就不仅证明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客观存在,而且彰显了重要战略机遇的新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加强技术创新和新动能培育,努力更新经济发展动力系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等。这些都为我国发展赢得了新空间和新机遇,使重要战略机遇具有了新的内涵,主要是: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机遇——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快于一般工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机遇——科技创新快速推进,专利申请量连续数年位居世界第一;深化改革开放的机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财税金融、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得到激发;加快绿色发展的机遇——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逐步健全,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机遇——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大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将长期存在

深刻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科学认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这一大变局,当前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难逆,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变革,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仍占优势地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而道远。二是全球不平等问题和一些国家内部不平等问题激化,导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要合作还是要对立,要开放还是要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要以邻为壑,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三是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快速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期。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总体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变了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但更主要的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战略空间和战略机遇。

虽然一些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导致我国外需增长放缓,但也带来倒逼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但中国成功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正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积极变化,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逐步提高,世界和平的基础更为坚实稳固。

虽然全球科技创新速度有所回落,但中国创新发展的脚步正在加快,特别是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中国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创新人力资源,可以通过“干中学”更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新技术创新浪潮中实现弯道超车甚至变道超车。

中国稳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这使中国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从而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空间。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中国积极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版图变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达到3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1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得到提升。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正在得到提升,完善全球治理离不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返回首

林兆木:抓住用好新形势下的新机遇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久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抓住用好新机遇,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更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抓住用好新形势下的新机遇,对于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抓住机遇的战略思想及其新发展

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革命时期,我们党能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用不太长的时间就取得了看似不可能的成功,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在重大历史关头抓住了历史机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抓住机遇,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56美元起步,到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成就,也是党领导人民抓住历史机遇推进改革开放的结果。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1990年至1992年初,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之前10年相比明显不利,但邓小平同志在多次谈话中仍然强调,“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作出了“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好时机”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立足于对世界和中国发展态势的科学判断,我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有利时机,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战略判断,强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这是根据世界大变局的长期趋势、运用辩证思维对我国发展的重大机遇作出的科学判断,是对“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和“重要战略机遇期”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对我们抓住用好重大机遇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战略指导意义。

抓住用好五个方面的新机遇

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机遇。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既带来压力和挑战,也带来动力和机遇。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规模扩张很快,但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升级,制造业基本上停留在中低端水平,高端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不能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制造业综合成本快速上升,国际竞争力减弱,原来要素低成本、资源高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近几年,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利用比较优势吸引中低端制造业向其转移,对我国形成前堵后追的挤压,倒逼我们必须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应当看到,我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拥有数量巨大、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拥有近14亿的人口规模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正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因而,我国完全有条件抓住用好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机遇,加快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构建起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经济结构。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新机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目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科技前沿创新成果层出不穷,为我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新机遇。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过去的以跟跑为主转向在更多领域并跑、领跑。我国创新能力的一些指标,如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专利申请量等已和创新型国家接近或相当,具备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的基础和条件。现在,美国严格限制向我国出口技术,阻碍相关科技人才交流活动,这虽然会给我们带来困难,但也会激发和倒逼我们奋起追赶、缩小差距。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生物科学、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等前沿领域已有很好基础,有的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国有近9亿劳动力,其中超过1.7亿人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还有1亿多个市场主体,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科技创新的需要,比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要大得多,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是科技创新的不竭动力。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可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又可以发挥市场优势激发亿万主体加强应用技术研究。我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具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条件。得益于人口规模巨大和网上支付、购物等线上服务领先发展,我国已成为拥有大数据优势的国家。据国际数据公司预测,2018-2025年,中国的数据圈将以30%的年平均增速领先全球。由于信息日益成为全球经济赖以运行的“石油”,拥有大数据优势使我国有能力在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并形成发展经济的新模式。这些有利因素使我国完全有条件抓住用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新机遇,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上取得突破。

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既是压力和挑战,也是动力和机遇。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空前激烈,发达国家力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涉及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关税、政府补贴以及国企、环境、劳工等新议题。这既要求我们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更要求国内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从国内看,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实体经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优质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与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并存;金融资源错配,杠杆率上升与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并存;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失衡,国民经济尚未实现良性循环。解决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的治本之策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不当干预。从近期看,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产权有效激励,充分调动亿万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面向未来,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的改革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要求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势逼人,亟须改革开放取得新的重大突破,这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让改革之路走得更快、开放之门开得更大,就能以改革开放新突破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跃升。

加快绿色发展的新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国进入推动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决心力度最大、政策措施最实、进展成效最好的时期。也应看到,长期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生态环境质量尚未根本好转,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和基础工作还需加强。加快绿色发展之所以是新机遇,是因为它不仅是迫切需要,而且具有比以往更好的条件。从客观的迫切要求看,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满足人民对洁净的水、清新的空气等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是亟待加强的短板;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动力。从发展条件看,我国现在财力物力比较雄厚,有条件增加投入、加快绿色发展步伐。在充分考虑我国承受能力并留足发展空间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绿色发展是我国之必需,也是当今世界之潮流。绿色、健康、智能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主流方向,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为绿色低碳循环和共享经济模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我国抓住用好加快绿色发展的新机遇,包括加强和拓展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发展空间。绿色发展将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已从50年前的约1/4发展到现在的近40%,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占比大幅上升。然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明显滞后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低迷,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防范金融风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缺陷。尤其是随着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饥荒疫情、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主要国家宏观政策协调、国际金融及经济稳定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已成为大势所趋。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全球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进程的历史性交汇,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带来了新机遇。我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中国主张,并以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国积极参与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和主渠道地位,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些努力有利于更好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有利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有利于为我国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并为全球经济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返回

张占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中国引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是体现中国道路的经济发展理论自觉、自信和自强的一场革命,是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期盼,是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呼唤。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时代呼唤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表明,国家和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一定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时代。我国发展的成功实践既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引领,同时也不断通过实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创新提出新的课题。

从理论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据丰富的中国实践,逐步提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持新发展理念、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创新观点。今天已经初步具备了将这些理论和观点系统化为理论体系或学说的条件,从而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向新境界。

从实践层面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已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就迫切需要系统的能够解释中国道路、提升中国经验的科学理论,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用新的理论和新的学说指导新的实践。

从国际层面看,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显然,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话语体系所能涵盖的范围,如果简单用既有的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忽略经济体在发展条件和环境上存在的差异,很难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很难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给出有效的指导。更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道路十分关注,迫切希望获得中国经验与中国启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条件逐渐成熟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通过不断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推广,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再到正在进行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生产关系领域的体制机制变革和重大政策调整,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这些成就,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尤其是各种经济发展难题被不断破解,开创了经济发展新局面,这使得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条件日趋成熟。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创新性做法和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尤其是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始终凸显出“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通过产业扶持、异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等精准措施助力贫困人口脱贫,并把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全部纳入农村低保制度覆盖范围,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以确保经济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些实践经验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中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拓展了全球化发展的新路径。可以说,中国道路拓展了现代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规律的认识,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堪称经济学教科书,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范例。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原则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应该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保证其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实践又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思想的首要原则。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服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二是坚持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根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内容,其核心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实践。

三是坚持人民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以中国式的语言进行的最合适的理解与表达,那就是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实现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四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融合的基础原则。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一起来。简言之,市场决定、政府有为。

五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科学抽象法、矛盾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是关于“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是同时发生”的方法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为我们提供了方法指南。

六是坚持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则。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中国人民意愿和智慧结晶,适应中国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现实要求,树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并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本思路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要以中国道路的重大问题为导向,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为主线,从根本上摆脱现代西方经济学霸权话语体系的统治。因而,必须根植于中国实践,真正体现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和发展。

在研究目的上,要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的需要。如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才具有感召力。

在对象选取上,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主线展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具有说服力。中国经济的成功给了中国经济学底气,要求在话语权构建中摆脱和破除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把正确的政策实践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

在理论体系上,要坚持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构建的红线,要以改革、开放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重点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不合理的传统阶段转变到重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阶段,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体现系统性、专业性。

在概念范畴上,要系统提炼、归纳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科学表述的重要理论文献,结合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的一系列理论研究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印记的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范畴逻辑体系,体现原创性、时代性。同时也要吸收和借鉴现代社会科学包括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范畴,在学习和借鉴中要摈弃不适用的内容。

在方式方法上,要处理好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关系,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实证分析工具,如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博弈论等。但也要避免定量分析的形式主义和公式模型的滥用。要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历史分析特征,突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和历史思维。

在文化传承上,要注重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科学内容,这些成果是从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仍然对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我们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要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融入中国元素、贡献中国智慧。

在队伍建设上,要避免政治经济学研究人才的流失和短缺问题,更加注重政治经济学学科和队伍建设,实施政治经济学重大创新工程项目,进一步提升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加大精品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出版,加强政治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在国际交流上,既不能邯郸学步,拜倒在西方的门下;也不能闭门造车,自娱自乐。要本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胸怀,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合作、互动融合。在这个过程中,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体现中国智慧、传递中国价值、贡献中国方案、弘扬中国理念。〔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返回

程恩富:稳妥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七个重要关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更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需根据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性特点,正确认识和稳妥把握其核心子系统中的一系列重要关系。

完善经济调节体系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主要依靠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来调节资源在社会生产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领域的配置,实现市场主体的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因此,就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和局部配置,市场能够有效发挥良性配置作用。可是,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调节目标偏差、调节速度缓慢、调节成本昂贵、调节程度有限等功能上的“短板”,在一些重要和特殊资源的长期配置与全局配置上,市场的良性作用往往失灵。但在这些领域,政府可以通过对重要经济资源的主动规划配置来实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从而在事先、事中或事后能及时矫正市场失灵带来的负面影响。

把握好这一关系,就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功能良性互补、效应协同的经济调节体系。对一般资源的短期调节和局部调节,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通过简政放权等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在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参与配置公共产品等特殊资源,并主动规划和引导资源的长期配置。比如,教育资源、卫生资源、文化资源、城镇住房资源等非一般物质资源的配置,以及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等。

完善产业体系要把握好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持续突破经济发展的动力瓶颈,需把握好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关系。一个产业自主创新的程度越高,其引进外来技术的质量和能力就越高。但也要看到,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发展的最初阶段,过度依赖技术引进,那么这些产业就有可能失去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获得发展的机会。对此,要坚持以自主创新为主导、技术引进为补充的产业发展道路,系统提升各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其中,农业要在现代种业培育、农业生产装备应用、农业技术服务和农民科技素质提升等方面发力,系统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与生产质量;工业要紧紧围绕重大科技创新,努力突破和掌握核心技术,从创新平台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创新激励强化、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系统推进工业生产的绿色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服务业要重视对最新科技的应用,不断改进服务质量、提升服务能力。

持续突破经济发展的结构瓶颈,需把握好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时,金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和安全高效的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能为金融更好发展提供资金源泉和防范风险等基础性支撑。处理好这一关系,就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金融要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科学性、精准性和系统性,为实体经济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也要以防范化解各种金融失序和金融风险为底线,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的现代化。

完善市场体系要把握好竞争与垄断的关系

在现代市场竞争中,有效竞争集中体现在竞争规则的公平性上。一方面,全球化的现代竞争导致企业的生产集中与资本集中比以往速度更快、涉及领域更广、集中程度更高,容易形成更大规模的垄断。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市场竞争的主导力量是具有规模垄断性质的企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比以往更大,更加需要推动竞争规则公平条件下的有效竞争。同时也要注意,部分形成规模垄断的企业为攫取垄断利润而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时有发生,会损害和削弱市场的有效竞争。

把握好这一关系,需坚持和维护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性,全面推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要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实现公平有序竞争,维护包括具有规模垄断性质企业在内的各类竞争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积极推进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妨碍有效竞争、攫取垄断利润的各类垄断行为进行科学、精准、高效的禁止和限制。

完善收入分配体系要把握好按劳分配原则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

按劳分配原则,将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劳动量作为分配的基本依据。一方面能够较充分地反映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的劳动差别,实现分配促进劳动者积极性的短期效率;另一方面能够保持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较大份额,实现分配的长期效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将技术、信息和知识等要素同样作为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

把握好这一关系,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现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同时发挥政府作用,着力完善为经济发展托底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通过税收等制度调节过高的收入和财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紧紧围绕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分配体系建设,推进财富与收入的合理分配,为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完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要把握好协同发展与各自发展的关系

城乡区域的各自发展与整体协同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协同发展能够发挥城乡区域的整体优势与协同效应,使各区域也获得较好的发展;各区域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城乡区域的整体优势与协同效应才能达到较高水平。但若各区域片面追求自身发展,则会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过度开发、经济空间布局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使城乡区域的整体优势与协同效应难以发挥。

把握好这一关系,就要在科学的顶层设计与系统的统筹规划下,积极推进城乡区域各子系统的良性互动与融合发展。在区域层面,可从全局角度统筹协调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区域间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构建、经济管理制度的衔接、生态环境的协同保护以及区域对外开放战略的统筹等方面发力;在城乡层面,要以更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互联互通与一体化,消除城乡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较大差别,不断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完善绿色发展体系要把握好经济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人类的经济活动受到自然界的限制。人类经济活动所能获得的自然资源、自然界对人类经济活动的生态承载力,在一定时期、一定地理区域内都较为有限,若在较短时期内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或是片面追求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超过了自然界的生态承载力,必然会损害生态环境的恢复力与稳定性,经济发展也难以持续。

把握好这一关系,就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始终遵循自然规律、人口规律和经济规律,系统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发展。要在全社会范围内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要系统促进绿色科技创新,并将最新成果应用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生态治理、生态监测等各个环节,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要建立健全绿色发展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推动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等。

完善全面开放体系要把握好扩大开放与经济安全、人民福利之间的关系

一个经济体扩大开放要符合自身经济安全保障和人民福利提升的客观要求。符合发展实际的开放,能够提高自身经济体系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增强保障经济安全的能力,提升人民福利;经济安全保障和人民福利提升,也能够提高开放的质量与可持续性。若开放不符合发展实际的客观要求,则开放的程度越大、范围越广,经济体自身的经济风险就越高。

把握好这一关系,就要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注重提升自身经济安全系数,积极提高人民福利。实体经济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开放合作;金融要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和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经济治理方面,也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修订和制定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规则。(作者:程恩富、高建昆,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返回

蔡昉樊纲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编辑部承办的“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近日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和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等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出席并发表演讲。

蔡昉:中国经济趋同的潜力仍然巨大

蔡昉表示,当前讨论中国经济形势的时候经常要用到三个比较流行的范式:一是“菲利普斯取舍”,也就是“菲利普斯曲线”,主要讲周期问题;二是“卡尼曼回归”,卡尼曼是一位行为经济学家,他主要研究回归现象,而不是经济形势周期问题或者增长问题,但是他的研究经常被引用;三是“索洛趋同”,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处在增长趋同的状态中。“当前,任何一个范式都不足以说明中国经济的现状,因此,需要从三个方面去观察、提炼出研究中国经济的独特视角。”蔡昉说。

判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用什么指标去评价经济是好还是不好?过去,我们习惯用经济增长率来判断经济形势,符合预期的增长率就是好的,一旦增长率低于预期就需要采取刺激政策,让它回归到预期。这个符合预期的增长率是什么?过去我们常说不低于8%,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要“保8”。如果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就要让它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一般来说,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或者一个传统的落后国家,它的潜在增长率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也可以把它看作趋势增长率。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已经发生阶段性变化。这个阶段性变化意味着一系列支撑过去经济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资本积累、资本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生产率提高的速度等都变了。这些条件变化后,相应的潜在增长率也要发生变化。因此,已经很难预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多少。虽然经济学家们仍然在尝试测算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多少,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做法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千差万别。所以,现在不应该再用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层面。蔡昉对此表示肯定,他认为,最好的纳入方法就是使用调查失业率来评价宏观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要刺激还是不要刺激。“我们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应该从市场关注的增长速度转向失业问题。”

蔡昉表示,我国失业率在很长的时间都处于非常稳定的水平。比如,调查失业率长期处于5%左右的高度稳定状态。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虽然很多国家都经历了经济波动以及与经济波动相关的失业率波动,唯独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经历稳定下行过程,失业率保持较低的水平,而且高度稳定,并没有显示出同其他国家一样的经济周期波动现象。“所以,我的判断是,至少目前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减速不是周期性现象。”

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对中国经济发表过很多看法,其中之一是,他认为有一个经济发展规律是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回避的,叫“回归均值”。这个“均值”可以理解为“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大概是3%。他曾经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应该回落到这一均值。不过,回过头来看,无论如何也看不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到3%

蔡昉进一步指出,萨默斯所说的“回归均值”是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的一个现象。按照萨默斯的观点,经济增长最终都要回归到潜在增长率,回归到世界平均值,中国很快也将回归到世界平均水平。“他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是预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回归均值,则属于误判。”蔡昉指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阶段性变化。过去,当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的时候,无论增长速度低于它还是高于它,最后都会回归到平均水平。但是,201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出现了转折点。在这之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期,在2010年之后是后人口红利期。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可以迅速提高,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经济10%的高速增长。在这之后,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呈负增长,上述这些因素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以不太可能是原来的潜在增长率了。

蔡昉对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做了一个估算,可以看到回归均值的长期趋势。但是,这个过程是长期而缓慢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至少仍属于中高速。“中国经济中近期趋势与‘回归’无关”。

所谓“趋同假说”指的是“索洛预期”,该理论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出发,预期由于资本报酬递减,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旦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便可以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而这一赶超的结果便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

对于这个观点,蔡昉指出,在1990年之前,从未出现过世界趋同的现象,而只有发达国家内部或者最不发达国家内部的各自趋同,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趋同。1990年之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和前苏东地区国家加入到世界市场当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才真正出现趋同的现象。

按照趋同的定义,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增长减速是必然的。中国虽然已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是和发达经济体仍有巨大差距,我们仍然有继续趋同的空间。虽然我们的后发优势变小了,不会再像原来那样保持快速增长,但是,赶超的潜力远没有耗尽,我们需要通过改革保持经济继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预计在2050年之前,我们应该保持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的增长速度,也就意味着回归到均值是几十年后的现象。”蔡昉强调。

蔡昉表示,当前中国面临减速不是需求侧现象,不适用于周期分析的思路,虽然需求冲击也是潜在风险;发展阶段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长速度预期应该是新的潜在增长率;中国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或较低水平高收入国家,仍有趋同和赶超,不可能回归世界平均增长率。

樊纲: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在于真正深化自身改革

樊纲表示,以前一直困惑经济学界的一个大问题是,一方面有增长理论,另一方面又有发展经济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按照一般的说法,增长理论只研究GDP,发展经济学研究制度变迁、社会进步等。在樊纲看来,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关系问题,落后国家怎样在发达国家已经占据市场的前提下实现增长。发展会遇到什么阻力,什么竞争,什么冲突?

与发展理论相比,增长理论是一般理论。近些年,增长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初人们理解影响增长的要素是劳动和资本,而把技术进步、制度进步都作为全要素生产率要解释的内容。但是,越来越多的增长理论已经把知识和技术进步作为增长的要素,把制度纳入了正统的、主流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框架。因此,现在研究增长理论已不再只有两个生产要素,而是四个要素。“现在研究增长和研究落后国家发展的时候,眼界要超出劳动和资本。不仅是人口和储蓄导致增长,资本积累导致增长,而且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制度改革。”樊纲说。

樊纲指出,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差异就在于劳动力、资本、知识和社会制度等要素禀赋方面,发达国家在这四个方面都占先占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在知识和技术上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短板和弱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体制改革,但是仍然有很多要改的东西,要应对好世界上发生的变化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中,最关键的是深化体制改革。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对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用,需要从发展的角度、从落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增长的问题。

经济结构取决于技术水平、劳动力、人力资本、制度水平等要素禀赋结构,要想得到更好、更高级的经济结构,就需要努力优化那些要素禀赋结构,去改善要素结构,只有这样方能获得持久的增长。

对于要素结构处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够促进发展,樊纲认为,关键要寻找相对优势,从而尽快优化要素结构,实现追赶。其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比较优势,劳动力便宜、劳动力多。第二,后发优势,后来者可以利用前人所积累的知识和技术加速发展,可以学到别人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少走弯路,走捷径。第三,本土优势。中国最主要的是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哪个相对优势更重要?有学者反复强调是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事实上,这个优势并不能完全解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仅仅依靠比较优势,没过多久,经济就出现了停滞,经济增长就没有一个长期追赶上去的过程。

樊纲认为,中国最近20多年的增长最主要的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了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主要指的是较低的学习成本。比较优势是较低的劳动成本,有了这个优势可以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经济,而后发优势却是可以在所有的领域里,包括制度改进等等这些领域,作为后来者,通过在开放的过程当中的学习、模仿,使知识和技术的增长更快地接近技术的前沿。中国四十年高增长,后来这二十年,应该说我们越来越多的是依靠后发优势。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研究就强调知识创造知识、知识的外溢效应,用这个来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还能够增长。反过来讲,我们也可以用“知识外溢”的概念来思考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就是通过开放,把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到落后国家的经济中。通过学习和模仿,我们可以尽快掌握人类已有的知识,取得比较快的进步。

樊纲进一步指出,所谓后发优势,就是可以比较便宜地、比较快速地获得先进知识和技术。近些年中国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较早地实现了开放,引进外资,通过发达国家的一部分知识外溢提高了自身的能力。“正因为我们过去做对了,包括引进外资,学习交流,才有了这四十年的经济高增长。”

樊纲表示,落后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纯粹依靠比较优势;第二,进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共同起作用的阶段,从学习模仿到努力实现知识外溢;第三,继续学习模仿,同时加大自我创新;第四,作为后来者能够维护开放的世界体系。不可能由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生产所有的东西,需要大家互通有无,在一个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更有效率的发展。当前,中国正处在第三个发展阶段,能否实现自我创新,在过去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的发展,这主要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例如,科技创新不是依靠财政补贴就能够实现的,而是要通过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投资机制、激励机制来完成;同时,能不能继续在体制的效率上做更多的文章,真正实现改革的深化,这决定着能不能在下一个阶段继续实现发展。发展中国家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是符合逻辑和规律的,当务之急是要学习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为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为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创造更好的条件,学习如何通过推动全球化和国际多边体系创造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环境。返回

范恒山:外部影响总体可控主动作为前景可期

怎样评估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保持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抓住哪些关键环节?就这些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

怎样看待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记者:如何评估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范恒山:贸易战对经济肯定是有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负面的,对“交战”的双方都会有损失,这个认识从开始时就是清晰的,尤其我方的认识是十分清晰的、一贯的。所以中国是不想打、不愿打,当然也不怕打。按理说美方也应该是清楚的,不然,他们不会多次主动要求磋商,磋商也不会进行到第十一轮。贸易战对谁造成的损失会更大,双方认知不同,社会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分析就认为,美国加征关税的负担将全部由美方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而日本《富士产经商报》近日刊发的文章认为,中国凭借已经发布的经济政策,能够抵消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影响,货币、财政政策双管齐下,能够避免经济失速。

那么,究竟怎样看待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具体影响呢?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就目前看贸易战对我没有造成大幅影响;二是对我有影响,但总体可控。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当贸易战打到极限时,经济增长、就业状况、企业投资状况、产业链条转移状况等是什么情况,我方都做过深入思考。美方对中国出口美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没有超出这种极限思考,是在预料之中的。

第二,即便是出现极端情形,贸易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一方面,外贸已经不是拉动我国经济的主引擎了,对美贸易更是如此。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2018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08.6%。其中最终消费贡献达到76.2%,投资贡献为32.4%。因为顺差比例收窄,外贸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8.9%。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较大,既有发展潜力,又有政策弹性,外贸损失比较容易通过自身努力所弥补或抵消,何况中国对外贸易也并非只能依靠单一的国家。

第三,从实际表现看,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并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事实上,去年3月以来美方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但去年我们仍然实现了6.6%的经济增长。无论国外国内,那些恫吓中国如果跟美国打贸易战则经济必然会一落千丈的人,其预期都流于空谈。抛开立场、心理战等因素,这种预期高估了美国的力量,低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中国人民的力量。贸易战的负面影响是存在的,但迄今为止,在总体上说还是心理预期大于实际影响。

我们不讳言中美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基于中国的国情和应对能力而言,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在总体上是可控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打贸易战、但也不惧怕打贸易战,“要谈可谈、要打便打”。

对未来中国经济深具信心

记者: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范恒山:综合考虑,今年经济运行虽然面临着下行压力,但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增长速度应该在6.1%6.4%之间。在中美贸易战升级并有可能延展深化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这样的预期或判断。

这种信心有3个方面的依据。

第一,有大支撑。从国内看,是庞大的市场和处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巨大潜力。近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意味着巨大的消费需求,其中不仅包括消费正常升级换代带来的需求,还包括拉平地区间、人群间消费水平悬殊带来的现实需求。随着产品质量提升出现的市场替代,潜力也很大。近年,我国公民出境购买商品的支出每年都超万亿元,而这些商品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日常用品。近14亿人口中,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比美国的总人口还多,同时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不仅如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爬坡过坎、向前迈进,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倍增的发展空间和经济能量,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高于发达国家。庞大的市场和阶段性转变,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性支撑条件,自然也成为支撑今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这就是说,如果内需给力,今年稳定增长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从国外看,经济全球化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尽管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猖獗,但这只会造成一些障碍,不可能全面逆转经济全球化的势头或格局。水乳交融的经济体系和分工协作的产业链条一旦形成,很难被一国势力所隔阻打断,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也很难被一国势力封堵。与此同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庞大而又向深层快速拓展的中国市场,同样为其他国家搭建了发展的重要舞台。因此,开放的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发展的一个有力支撑。

第二,看大数据。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崩溃论”不时冒出,但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始终保持了平稳增长的基本态势,实现了年均超过9.5%的高速发展,致使“崩溃论”崩溃。这些年来的数据显示,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越来越强。在好几年外贸贡献呈负数的情形下,中国经济都能依靠投资和消费实现较高增长。而在内需中,消费支撑的力度不断增大,这不仅表明经济质量的提升,而且意味着人民获得感的增强。

第三,靠大举措。近几年来,在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积极稳定经济增长,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这既包括一些重大发展战略,也包括一些关键工程项目;既包括体制机制创新优化,也包括减税降费压低经营成本,其政策效应不断显现。去年下半年以来,围绕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推出的一些政策举措,充分考虑了包括应对贸易摩擦升级在内的各种内外复杂因素,能够促进今年经济增长实现预期目标。

综上所述,从逻辑与实践、客观与主观看,都显示并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良好走势。不仅今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活力强的状态也会延续下去。

保持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抓关键环节

记者:天上不会掉馅饼。立足于打硬仗,经济建设需要切实抓好一些关键环节。您如何理解?

范恒山:从不同维度看,我认为,保持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巩固发展持续向好的态势,有几个环节很关键。

第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改善只有更优没有最优。当前优化营商环境要特别注重在这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强化法制。要以保护产权、履行契约、促进市场统一、维护平等交换、保护公平竞争为重点内容和基本导向,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此同时,采取建立责任机制等有力举措,实现及时执法、严格执法和公正执法。二是健全信用体系和约束机制。坚持法制约束和教育引导相结合,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意识、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健全信用体系和约束机制,保障市场活动诚实守信、经济运行依规有序。三是优化服务。切实解决行政系统不规范干预问题,做到“有为不越位、及时不随意”;精准制定管理清单,实行最简管理程序,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化交易成本和提高服务效率。四是健全链条。加强营商链条网络建设,形成前后端生产环节和相关服务体系无缝连接配套的良好环境;加强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生态宜居环境,推动形成良好的生活服务保障系统。五是降低负担。基于集聚高优要素和促进创新创造,比照国际先进标准和通行做法,着力减税降费,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碰到的难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第二,着力激发重点需求。在努力开拓多元化市场、提高外贸水平的同时,应全力拓展内需,强化内需在稳定经济增长、维护向好发展态势中的“压舱石”作用。要特别注重激发那些能量大、意义显的领域的需求。有两个方面应作为拓展内需之重。一是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在推动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等重要改革的基础上,推动城市优势生产经营主体进入农村,带动高效的组织模式、良好的经营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入农村,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推动城乡间各类资源要素平等交换,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搞活农村生产资源要素。二是统筹推进现代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积极打造产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推动现代信息手段和数字化工具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第三,加快补齐关键短板。短板既是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环节,又是推动经济稳健运行的潜在能量。应继续把补短板作为促进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举措。特别要注重补齐三方面的短板。一是基础设施领域的短板;二是充分发挥现有基础能力和我国制度的特殊优势,建立强有力的攻坚体制和激励机制,尽快在关键核心技术创造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努力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和创新发展的制高点;三是加强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力度。

第四,有效运用创新力量。通过培养机制、使用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等的一体改革和有机联动,促使科学家积极投身创新领域,勇于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破解创新发展难题。要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为基石,以优化市场信用环境为保障,以强有力的激励约束为手段,以健全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为纽带,充分发挥企业家的能动作用,使企业家及其企业成为推动创新发展的核心力量。

尽管面对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只要我们凝心聚力,踏实而富有创造地工作,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中国经济发展必将一如既往地展现自身的光明前景,取得更加亮眼的成就。返回首

科学院课题组:今年中国经济将在合理区间运行

2019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和经贸摩擦持续、发达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变数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国际背景下,预计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6.4%左右,增速比上年略微回落0.2个百分点,实现年初预期6.0%6.5%的经济增长目标,继续保持在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2019年,从政策上要加快消费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财政政策,促进企业效益提升和激发市场潜在活力;发挥稳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作用;坚持疏堵并举,有效防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2019年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抉择”

2019年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抉择”,如何抉择是摆在全球决策者面前的主要问题,将直接影响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向。

首先是全球经济复苏方式的抉择,尽管经历了一轮轮的增长引擎易主,全球经济也没有彻底走出困境,各自为战的经济体没有形成相互促进,反而陷入相互拖累的困局,必须尽快对全球经济合作方式、发展路径、国际分工、债务水平和技术进步等问题做出选择;其次是货币政策方向的抉择,当前货币政策的不协调甚至相互掣肘和钳制,是全球治理的头号困局,前期天量注入的流动性宽松的负面效应正在过度积聚并伺机反扑,有必要确保各经济体之间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协调机制,确保未来货币常态化进程的平稳有序,特别要避免货币政策“急刹车”和“猛转向”带来的外部性风险,除此之外,货币政策还要兼顾全球通胀目标;再次是全球贸易体系的抉择,2016年以来贸易逆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所谓高标准规则重构的政治举动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暗流此起彼伏,迫切需要对全球贸易一体化格局和全球贸易治理问题进行厘清;最后是当前政治治理的抉择,失衡的发展格局、扩大化的收入差距以及文化、宗教和地缘政治因素相叠加,显著加剧了社会矛盾并大幅提升冲突的概率,民族主义复苏、民粹主义盛行和极右翼势力抬头,都可能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重要社会问题,也是当前全球必须协调应对的治理难题。

综合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及上述各类抉择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预计未来两年全球经济保持3.5%以上增速水平的稳定复苏态势,但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全球贸易增速可能继续趋缓。

2019年全年GDP增长6.4%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通胀率预期和就业状况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中国经济增速显示了较强的韧性,但经济下行压力也显著加大;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金融运行的顺周期性,反映流动性的货币供给、信贷和社会融资余额的增速顺周期性特征显著。特别是,我国经济需要应对外部冲击,需要在稳增长中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型开放。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6.4%6.3%6.4%6.5%,呈现先降后升的发展趋势,2019年全年GDP增长6.4%,比上年略微下降0.2个百分点,仍然保持平稳较快的合理增长区间。从定性因素上分析,这种微幅波动下降的背后原因主要有:第一,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微幅波动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GDP基数大幅提高,数据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有所减弱;我国政府对经济调控手段逐渐成熟,宏观把控能力日臻完善,因此2019GDP仍将保持微幅波动状态;第二,经测算,2019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继续小幅下滑,因此,若国家不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政策,那么我国经济实际增速将在其潜在增长轨迹上运行;第三,从经济先行指数角度来看,通过经济先行指数来判断经济运行趋势,是国际学术界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之一,根据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我国GDP增速将在第二季度或三季度见底,然后开始小幅回升,全年呈现先降后升的发展趋势。

2018年下半年以来,地方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债券利息有所降低,债券期限有所延长,国家发改委密集批复了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铁路运输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增长都出现了大幅回升,国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信号清晰可见,同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下,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将成为带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适度调整,以及房地产销售的逐步回暖,2019年房地产投资也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同时也会带动房地产对家电、家具、建材等行业的拉动作用;对于制造业投资,有利因素是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清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的政策。从方向上看,这项政策将有效提高企业利润,激发企业投资热情,不利因素是,由于工业产能利用率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而且企业利润增速也在大幅下降,从而会对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一定遏制作用,使得2019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回落;整体而言,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依然成为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6.3%5.5%6.0%6.2%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4.2万亿元,名义增长6.0%。从投资结构上看,2019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分别为3.2%4.8%10.1%,其中,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上年减少6.3个百分点,而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年增加3.00.6个百分点,这说明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仍将成为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另外,2019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8%,比上年小幅回升1.3个百分点,说明民间投资信心得到一定恢复,国家一系列减税降费、调整社保等政策对提振民营资本发展信心,激发实体经济投资热情起到积极作用。

2019年我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将继续强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居民消费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5%。在当前虽然我国消费增速持续下滑,但在各项消费政策“组合拳”的刺激下,预计2019年中国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二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继续强化。当前,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消费升级过程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汇聚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存量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优质增量资源进一步扩充,可以靶向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难题,熨平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带来的负面冲击。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分别为8.3%8.2%8.3%8.0%,呈现趋于平稳的发展趋势;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1.5万亿元,名义增长8.2%,实际增长6.7%,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80.2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进一步收窄。

物价的推动因素通常可归结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货币超发和外部输入等。需求拉动,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或者说出现正的产出缺口,通常由工业企业设备利用率、产能利用率,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来判断。从物价主要因素上看:一是去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5%,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存在负的产出缺口,表明我国工业整体仍然处于去产能去库存的调整阶段,负产出缺口对CPI增长有向下的推动力;二是2019M1M2增速依然维持低位,持续低于GDP名义增长率,因此不存在超额货币供给对CPI上涨的推动力;三是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预计2019年油价将与上年持平或略有下降,因此,如果未来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涨,PPI上涨以及向CPI传导的可能性和幅度都会很小;四是2019年生猪上市量偏少,猪价上涨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幅度不会太大,对食品价格和CPI的通胀或有微小的向上推动的作用;五是从2014年起,服务价格上涨幅度一直高于商品价格上涨,是推动整体CPI上涨的主要因素,由于服务消费大多是非贸易品,供给缺口难以通过贸易方式迅速填补,劳动力成本增加对服务业价格上升的影响也较大,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优质服务需求的增加以及短期内供给量的相对不足将会继续推动服务价格的较快上升;六是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清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的政策,从方向上看,一方面,减税降费的政策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抑制产品价格上升;另一方面,政策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拉动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对物价产生向上的推动力,由于减税效应的复杂性,政策效果以及对CPI的影响强度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综合以上影响物价变动的各个因素,2019年我国物价水平将处于政策调控目标范围之内,物价上涨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预计CPI增长率分别为1.8%2.0%1.9%1.8%,呈现升降波动的发展态势,2019全年CPI增长率为1.9%,比上年略微减少0.2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

预计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4%5.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九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19.2万亿元,增长4.8%,财政支出24万亿元,增长8.6%

总之,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增长质量继续提高。

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供给侧改革与消费升级良性互动,形成可持续市场动能

为推动供给侧改革与消费升级良性互动,第一,要从政策层面到实践层面加快适应居民消费从“有”向“好”的转变,加快完善促进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构建良好的生产与消费互动机制,推动供给与需求结构的双向调整,积极培育重点领域消费细分市场,更深层次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使消费升级成为推动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驱动。第二,要以新一轮消费升级换挡为契机,打造以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新生态,以大型科技企业为龙头推动形成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合作研发平台,加快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普惠性政策体系,为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和专业升级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要发挥好消费升级对科技创新的倒逼作用,聚焦战略性、引领性、重大基础共性需求,着力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效率,推动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协同进步,加强国产关键技术产品攻坚步伐,加快建设一批世界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二)发挥稳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作用

2019年,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的同时,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发挥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逆周期作用,应对新挑战,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具体讲,要综合运用货币信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组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使反映流动性的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合理匹配;要适当运用结构性货币信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发挥定向结构性功能,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结构性调整,加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资金支持和就业激励;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有效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保持稳定;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一是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金融市场有效引导资源配置的一个基础,是金融价格合理反映风险溢价和在均衡水平附近波动,利率水平应符合保持经济围绕潜在产出水平的要求,而汇率应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我国目前的实际利率水平偏高,这是由其包含的风险溢价决定的,需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利率在机制上存在“双轨制”,即货币市场利率完全由市场决定,而存贷款利率则受到基准利率的约束。虽然央行于2015年宣布取消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浮幅度限制,但存款利率实际上仍然存在窗口指导和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软性管制。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自主权,但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市场均衡机制并未得到完善,期限利差、信用利差、内外币利差大,实际利率水平高,从而导致社会融资成本持续高企。因此,必须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放开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自律上限,逐步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从而降低定向贷款利率的风险溢价,从根本上降低实际利率水平。

在我国目前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通胀率预期稳定条件下,我国实际利率也存在降低空间。首先,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贵问题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波动的收缩和调整阶段,社会融资条件一般会更加恶化,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会面临相对较高的融资成本。有效激发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活力、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要求降低实际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在通胀率稳定预期下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意味着需要降低政策利率。其次,美联储近期会维持美国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减轻了我国自主降低政策利率的压力。

二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金融供给侧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第三方支付等平台的新金融供给在提供金融服务便利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配置效率的同时,也隐含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触发机制。影子银行、P2P类借贷平台、加密资产等新型金融资产管理、交易和结算平台的发展,对传统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因此,要加强对互联网支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穿透性监管,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执笔人:李平、娄峰、樊明太、万相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返回

裴长洪:深刻理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十分重要。从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市场信心明显提升,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改革开放继续有力推进。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开局良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全年经济工作,需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谋划与部署,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

充分认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

2018年,我国面临三方面严峻挑战。首先是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其次是经济转型阵痛凸显,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再次是两难多难问题增多,要实现多重目标、完成多项任务、处理多种关系,政策选择和工作难度加大。尽管如此,我国经济仍然在高基数上达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2019年,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仍不乐观。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下调全球经济增长展望,把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降为3.5%。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尽管如此,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也不会改变。这表现在:

我国经济拥有足够的韧性。2018年在大幅度压减工业产能和严格环保督察的环境下,工业增加值突破30万亿元。在国内结构性去杠杆以及融资环境收紧的情况下,企业经济效益继续提高。2018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66351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同时,受服务业需求持续扩大以及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服务业经营利润同样保持快速增长,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1.4%,营业利润增长6.5%

我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潜力。我国经济的需求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看,未来几年我国商品零售规模有望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零售市场。

我国经济不断迸发创新活力。2018年研发(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2018年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在经济运行层面,我们面临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的双重风险。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在宏观调控上,推出调结构、防风险的政策措施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为此,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加大需求调控力度。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是,这些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措施,决不意味着“大水漫灌”,更不意味着宏观政策导向的根本转变。2019年乃至更长远的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取向都将遵循“五个坚持”。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出台更有效的措施,继续推动生动实践。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既要体现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上,还要体现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同时要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处理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一方面要使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创新强身健体,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和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下大气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更好发展。同时要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中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赋予微观主体更大活力。

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10项工作任务,每项任务都很重要。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看,关键一环是要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要立足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基本途径是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其基本规律大致包含以下三点:一是价值链上的横向升级。由制造环节向上游延伸,向研发、设计、创意、标准环节推进,如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由制造环节向下游延伸,向品牌、渠道、物流、服务环节推进,如家用电器产业。二是价值链网络上的纵向升级。要使从事制造环节的企业由模块供应商上升为系统集成商,如高端船舶、重大技术装备产业。三是价值整合层面的创新。这主要包括制造业的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超前布局新兴产业。深化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发展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应该看到,以数据为关键投入要素的数字经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此,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还要看到,智能制造成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自动驾驶是智能制造最具商用前景的领域之一。我们需要着眼这些新兴产业,提前进行布局,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积聚力量。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改革攻坚。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更多集中于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优是当前发展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引入市场机制能有效解决供给不足、不优等问题。公共品既具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应恰当分类、区别对待、具体施策;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缓解政府投入资金的不足。这些特殊产业也带有普惠性特征,引入市场机制后不能以盈利为唯一目的,但需要解决投资回报和企业发展的商业利益问题。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解决好知识经验短缺和资本积聚不足的问题。当前,不少中小企业感到忧虑和困惑,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新形势下,要依靠新动能发展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产业,就超出了以往的知识和经验,以至于一些企业不知从何着手。还要看到,一些新产业需要的投资较大、需要的技术较高,大量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投资和运营能力。因此,促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激发全社会对新知识的学习热情,推动新技能的普及,同时探索社会资本积聚的新模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首页

王昌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但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制约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着力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

巩固和壮大“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出发的立足点。近年来,我国去产能迈出坚定步伐,去库存效果显著,去杠杆稳步推进,降成本取得重要进展,补短板成效明显,完成了阶段性目标,经济运行中“四降一升”问题得到明显改善,但产能过剩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房地产市场风险较大,宏观杠杆率和成本还较高,需要持续巩固和扩大“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抓好“破”“立”“降”工作。

去产能方面,要严格控制钢铁、煤炭等新增产能,加快“僵尸企业”市场出清。在去产能中,要坚持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对新兴产业发展引导,防止高水平产能过剩。巩固去产能成果,关键在于建立市场化法治化机制。要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立健全产业准入的环保、安全、质量等标准体系,推广实施差别电价、惩罚性水价等政策措施,强化企业信用管理,加强产能动态监测和发布,推动产能优胜劣汰。

去库存方面,重点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增强城镇化产业支撑。要把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放在突出位置,建立有效的土地供应机制,推进租购并举住房制度建设,建立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去杠杆方面,重点要推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降杠杆。要继续严格管控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约束机制。要把去杠杆与国企改革结合起来,加快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建立国有企业债务约束机制。

降成本方面,要切实落实现有出台的各项降成本政策措施,确保企业有较大的获得感。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措施,较大幅度降低企业税负、社保、融资等成本,使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

补短板方面,要瞄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短板,围绕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大企业清洁化智能化改造、创新能力建设、污染防治、脱贫攻坚等重点领域投资。要把补短板与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加大补制度短板的力度。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微观主体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和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处于供给体系的关键位置。目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重要原因是微观主体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紧紧抓住微观主体这个关键环节,激发企业、事业单位等活力。

一是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按照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目标要求,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深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加快改组成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组建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二是要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瞄准痛点和堵点,彻底解决市场壁垒“虚低实高”问题,充分激发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活力。重点要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聚焦市场主体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三是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目前我国有事业单位110多万个,从业人员3000多万人。事业单位集中了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体制机制不完善、质量效率不高等问题,需要切实予以解决。要坚定不移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关系,使事业单位变成独立的社会主体。当前重点是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合并和优化重组具有相同功能和定位的事业单位,在此基础上落实相应的支持政策。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产品和服务是供给侧的直接体现,是满足需求的前提和基础。产品和服务必须满足市场需求,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生产活动的价值才能最终实现。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直接表现就是产能大量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一是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农产品消费的绿色化、优质化、多样化需求,着力提升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重点要优化农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强产业链从种植环节向种业研发、精深加工、特色品牌建设等两端延伸,大力发展休闲旅游、文化康养等服务业。要大力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主体,支持创新创业创造,优化农业经营主体结构。要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二是要大力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把制造业发展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坚持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并重,加快重塑新的竞争优势。重点要支持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升级,鼓励新兴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要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着力加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领域重大技术创新和突破,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全面落实企业研发投入抵扣政策,进一步加大抵扣力度,加强政府采购政策对创新产品的支持。支持建设制造业发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健全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着力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

三是要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关键要解放思想,着力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切实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充分激发服务业发展的巨大潜力。要聚焦科技、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重点领域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切实落实教育、医疗等领域向社会开放的政策措施,加快旅游、体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的发展。此外,还要切实落实服务业减税降费的各项措施,加快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准,强化服务业诚信制度建设,着力优化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环境。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首先,要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畅通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渠道。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加强基础研究,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提高技术有效供给能力。要把科技创新聚焦到振兴实体经济上来,加快建立和完善技术转移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要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加快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促进金融机构组织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的升级转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让资金真正能够进入到实体经济最需要的行业和企业。要适应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优化学校和专业布局,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要推进教育现代化,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

其次,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环节,要着力完善市场监管、社会信用、竞争政策等制度,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的衔接协调。要加强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建立有效的信用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三,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过来引导生产、为生产创造动力,没有消费需求,生产就无从谈起。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重视消费的作用,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按照“限高、扩中、提低”的思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科学合理地确定公务员工资水平,完善事业单位工资总额管理制度。要切实发挥再分配调节作用,健全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收入调节税收体系,加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用于社会保障及民生事业的比例。要增加居民投资渠道,稳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作者:王昌林,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页

孙国峰、李扬、黄益平:以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近日在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等专家围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分享了各自观点。

孙国峰:以优化结构为重点引导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孙国峰表示,金融的重要性体现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实体经济是基础,是重中之重。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货币政策调控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货币政策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与往年相比,这个提法第一次将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相挂钩,为我们判断稳健货币政策是否松紧适度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

稳健货币政策力度把握是否合适,主要看货币条件是否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总体平稳,结构优化,既避免货币政策失之于松,导致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新增债务过度扩张;也避免货币政策失之于紧,导致货币政策信用收缩,全社会信用收缩,金融存量债务兑付压力过大。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相对较高的储蓄水平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下,住房货币化和金融深化,以及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等因素影响,我国M2增速往往高于名义GDP的增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更趋于轻,住房货币化、储蓄结构、融资结构等结构性因素也在发生变化。

相对慢一点的货币增速,可以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同时,货币政策也通过更多建立激励兼容机制,运用市场化手段调动银行积极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能力和效率。

在总量稳定的基础上,更多地在优化结构上下功夫。具体来看,去年以来,人民银行主要围绕缓解银行货币创造面临的资本、流动性、利率三大约束开展了工作。总的来看,这些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银行作为货币创造中枢的作用得到发挥,政策传导持续改善,促进了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平稳增长避免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竞相收缩。

第二,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人民银行着力创新和运用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货币政策的总量功能和结构功能是分不开的。总量功能是结构功能的前提,管好总量,才能为优化结构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如果总量管不住,就会导致结构扭曲的固化。

调结构有利于提高宏观资金使用效率、盘活资金的周转运用,更好地发挥存量货币的作用,减少对新增货币的需求,有利于控制总量。同时,结构引导有了成效,信贷资源也能流向更有需求、更有活力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撬动金融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升社会福祉,实现更好的总量调控效果。

近两年我们出台了比较多的结构性支持措施,通过设计激励兼容机制,有效引导金融机构行为,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和小微企业等国家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工具是行之有效的,金融机构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提升,融资成本也有所回落,对冲了经济下行的压力,经受住了外部冲击的考验。

在货币政策发力的同时,我们注重发挥货币、财税、监管等政策的合力,强化预期引导作用,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及时回应市场关注焦点,提升央行信誉,这些也都是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优化货币政策调控,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金融方面最主要的着力点,就是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个要点:一是从供给侧入手,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大力改善金融供给能力,提升金融供给效率;二是从结构性入手,要以优化结构为重点,从制度上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三是从改革入手,运用改革的办法推动金融体系结构优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人民银行已经开展了不少工作:一是以银行永续债为突破口,补充资本;二是确立“三档两优”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框架;三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汇率市场机制。发挥好利率和汇率作为资金要素的内外部价格的作用,处理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等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孙国峰强调,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外部经济环境有不确定性,从国内来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韧性持续增强,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金融风险趋于收敛,但也存在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面对这些内外部挑战,货币政策应对空间充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用好和创新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工具箱,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强化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和“六稳”的要求,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动稳健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之间形成三角良性循环,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

李扬: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托实体经济进行

李扬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次战略性转型。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需求端的宏观调控手段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存在于实体经济层面,结构方面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路径方面。如果简单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增加供应、增加机构、增加贷款、增加产品很有可能误入歧途。

“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明确在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第二性的。”李扬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在于生产要素层面,主要目的是提升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着眼于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着眼于体制机制改革,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质量效益的共同提高。既然金融是第二性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托、依靠整个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确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金融结构的调整,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助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助力提升潜在增长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李扬认为,在确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次根本性战略改变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五个方面。

第一,调整金融结构。金融结构必须根据实体经济的需要进行调整,“实体经济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下一步,实体经济要发挥稳投资的关键作用,推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为了实现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在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健全分工合理的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形成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二是资本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要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三是在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方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针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服务。

第二,要管理好金融风险。管理风险和稳增长之间存在着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要特别注意这样三个表述:一是“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防范化解其金融风险不是无本之木,不是无源之水,最根本的是要把实体经济搞好;二是“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稳增长在多数情况下是占优的;三是“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风险之间,高质量发展是占优的。

第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是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应特别关注三方面进展:一是完成“三率”市场化,即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二是破除金融的所有制偏好,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平等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高效率的服务;三是加强金融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大力发展金融科技。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对于经济和金融来说,科技任何时候都是主角。在实体经济领域,科技的产业化是发展重点,在金融领域,金融科技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二是,警惕金融科技被泛化的危险。发展金融科技关键要解决真问题,包括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整个金融业的信用基础,为监管当局提供各种经济活动的流转轨迹,让所有的金融业参与者能够非常准确、及时地表达自己的偏好,降低金融服务成本。“金融科技在中国方兴未艾,不要让它走到前几年的互联网金融的老路上去。”

第五,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少不了对外开放。我们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形势变化,根据国内发展的需要确定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提高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注意防范风险,提高防控风险的能力,参加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造。只有这样,我国方能在日益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下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战略,对于这个新战略首先必须清晰地理解它,然后确定发展方向,中国金融业效率的提高指日可待。

黄益平: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金融的效率

黄益平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在进行。为什么现在中央和地方突然都觉得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金融效率在下降。近些年,各种文件中经常提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自己玩自己的,资金在金融领域内部空转。为什么要这么做?需要分析具体原因。一个重要指标是分析边际资本产出率,即每生产1个新的单位的GDP需要几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研究显示,在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每支持1个新的单位GDP增长需要增加3.5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而如今每支持1个新的单位GDP增长则需要6.3个新的单位的资本投入。同样的资本投入所获得的产出变得越来越弱,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为何在减弱。总之,金融的效率似乎是在下降。

第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2007年以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缓步上升,主要是因为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系非常稳定,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问题,主要依靠的是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和政府兜底。我们常说,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过去很长时间,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增长,一些低效率的东西,一些金融风险、坏账和不良资产最终都被化解掉了。政府兜底保证了投资者不会因为金融问题出现恐慌,支持了金融稳定。“从现在来看,中国经济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政府兜底也在变得越来越难。”

其它问题还包括跨境资本流动、高杠杆负债等。最令人担心的还是边际资本产出率不断上升,金融效率下降。不管继续如何增加投资,也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和产出。如果要求政府来承担所有这些风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释放一些局部风险,求得总体的系统性稳定。

第三,多种金融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突出。以前,老百姓主要把钱用于银行储蓄或者买房。现在老百姓对于资产性收入的金融服务需求变得越来越高,资本市场的表现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二是企业的融资问题。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出台文件,支持小微企业,帮助他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就是解决融资渠道不畅通,资金成本高的问题,这也说明金融似乎并没有特别好地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黄益平认为,今天讲的供给侧改革是与以前需求端的管理相对应的。过去我们强调需求管理,用得比较多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目的是解决短期的经济周期问题。供给侧改革,更重要的是强调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金融服务的总体效率。

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两个特征,一是银行占主导,二是政府的参与度较高。这种金融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对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了大企业、制造业企业快速发展。同时,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支持有限。因为,传统银行都对风控有严格要求,要看历史数据,即利润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表,是否有固定资产做抵押和政府担保。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是今天更加突出,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人均GDP2600美元,处于全球的中低收入水平;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接近10000美元,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随着收入水平上升,成本水平也在上升。过去我们有低成本优势,今天这种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中国经济要继续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随着成本的提高,不断通过创新来支持产业升级,保持经济增长。中国的创新70%是由民营企业来完成的,如果再不能很好地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必将影响经济增长。

因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至于金融如何满足各个阶层的合理需求,黄益平认为,关键在三方面推进改革。

第一,扩大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这个领域里面,需要考虑适度调整准入门槛,让更多的、多样化的金融机构进来,为多样化的企业提供服务;第二,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三,改革监管框架,主要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黄益平特别提出,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和利用金融科技的作用,解决获客难和风控难的问题。返回首

一季度中国杠杆率报告:重心偏向稳增长宏观杠杆率回升

201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良好,经济增长超预期。同时,宏观杠杆率也再度攀升。不容否认,在面临内外部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突出稳增长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如何保持定力、坚持结构性去杠杆,仍是未来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

总判断:宏观杠杆率再度攀升企业杠杆率出现反弹

总体上看,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在2019年一季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已达到历史较高水平。相应地,M2/GDP也有较大增幅,接近2016年以来的历史高点;社会融资规模/GDP也再创新高。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8年末的243.70%上升至248.83%,增长了5.1个百分点。M2/GDP2018年末的202.90%上升至206.31%,增长了3.4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GDP之比从2018年末的222.98%上升至227.57%,增长了4.6个百分点。从以上指标来看,2019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的反弹力度较大。

从结构上来看,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反弹最大,居民部门和地方政府杠杆率的增幅也很明显。具体来说: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18年末的153.55%上升至156.88%,上升了3.3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由2018年末的36.95%上升至37.67%,上升0.7个百分点,其中地方政府杠杆率上升1.0个百分点,中央政府杠杆率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18年末的53.20%升至54.28%,上升了1.1个百分点。金融部门杠杆率继续回落。从资产和负债两端分别统计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均在继续下降,资产方杠杆率由2018年末的60.64%下降到60.54%,负债方杠杆率由60.94%下降到59.42%,降幅分别为0.11.5个百分点。

各部门杠杆率的变化特点

2019年一季度总杠杆率上升,主要原因在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攀升,居民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小幅上升的趋势并未发生变化。各部门杠杆率变化呈现以下特点:

居民部门杠杆率仍攀升较快

居民杠杆率的上升趋势未改,一季度上升了1.1个百分点,从53.2%升至54.3%20082018年这10年间共上升35.3个百分点,年均增幅3.5个百分点,可见居民杠杆率增速与过去10年历史平均增速是一致的。

居民贷款规模达到49.7万亿,其中中长期消费贷30.5万亿,占比61%,短期消费贷8.7万亿,占比18%。住房按揭贷款是中长期消费贷款中的最主要部分,2018年末达到25.8万亿,占全部居民贷款的54%。居民总贷款的同比增速有所下降,从2018年末的18.2%下降到17.6%;其中短期消费贷款下降幅度最大,从2018年末的29.3%下降到22.1%;而中长期贷款有所回升,从2018年末的17.3%上升至18.2%

短期消费贷款增速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拉动贷款余额上升的主要动力。居民短期消费贷的风险值得重视。首先,短期消费贷的不良率相对较高。尤其是与个人贷款总体不良率及个人按揭贷款不良率相对比,信用卡不良率和消费金融不良率相对较高,未来或会持续提升。第二,互联网金融持续发展、银行零售业务加快转型等因素都会导致短期消费贷款保持一定的增速,使其高于居民全部贷款增速。第三,新一代消费群体的借贷意愿增强,但还款来源有限。过去几年疯狂发展的校园贷以及类似714高炮这样的网络高息贷款都体现了超过还贷能力的借贷意愿,这类贷款的坏账率极高。此外,短期贷款尤其是小规模贷款流入房市的情况依然存在,流入股市的情况也有所增加,相关风险值得关注。因此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应多管齐下,努力防范居民部门金融风险。既要严格控制互联网高息贷款,避免违法行为;也要加强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通过大数据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来降低坏账率。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大幅反弹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了非常明显反弹,从153.6%升至156.9%,仅一个季度就上升了3.3个百分点。

从融资工具来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主要归因于贷款上升,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影子银行融资工具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其中信托贷款从2018年末的7.85万亿上升至7.88万亿,委托贷款从12.36万亿下降到12.15万亿,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从3.81万亿升至4.01万亿,三者总计由2018年末的24.02万亿微升至24.04万亿,占GDP的比例由26.7%下降到26.2%。企业债余额从2018年末的20.13万亿升至20.79万亿,占GDP比例从22.4%升至22.7%

与之相对应,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6%GDP占比也从98.9%上升至102.1%,是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在宏观经济整体面临下行压力,投资和消费都偏软的环境下,今年一季度的信贷环境较为宽松,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贷款,这对于稳增长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需要注意把握好度。从非金融企业债务增量占GDP比例来看,2010年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20%左右波动。2018年全年,非金融企业债务增量占比都比较低,去杠杆效果明显;今年一季度的反弹也可以看作是弥补去年全年新增债务较少的缺口,总体上看,结构性去杠杆的方向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从融资主体看,国有企业债务仍然占大头。我们的估算表明,国企债务在非金融企业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从2018年末的66.9%上升至68.2%。从负债规模的同比增速来看,一季度国企上升了15.0%,而民营为主的工业企业仅上升了5.6%。由此导致国有企业债务提升。

2017年开始,非金融企业债务中国企的占比越来越高。最初这一变化与企业产能清理相关,一些不符合要求的落后产能退出市场,而民营企业在其中的占比较高。2018年后则是与金融严监管有一定联系,整体信用环境收缩对民营企业影响较大。民企资产和债务的增速都远远小于国企。对于这样的变化趋势,尤其要引起重视。中央提出要大力推进金融支持民营企业,促进金融供给侧改革。我们确实也能从数据上看出非国有企业债务增速开始回升。但仅从国企来看,其负债增速依然较快,仍徘徊在15%的同比增速上下,既高于民营企业债务的增速,也高于同期名义GDP增速,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地方债发行前置,地方政府杠杆率增幅扩大

中央政府杠杆率从2018年末的16.5%下降至16.2%,下降了0.3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杠杆率由2018年末的20.4%上升至21.4%,上升了1个百分点;政府总杠杆率从37.0%上升至37.7%,上升了0.7个百分点。

为了稳增长、促进基建投资,一季度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明显前置。当季共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1847亿元(其中一般债券5187亿元,专项债券6660亿元),相当于2018年底提前下达的2019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85%,也占到“两会”期间确定的2019年全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38%;此外,共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2219亿元(其中一般债券1708亿元,专项债券511亿元)。一季度地方政府债券合计发行14066亿元,环比大幅增长1.85倍,同比大幅增长4.41倍。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从18.1万亿升至19.3万亿,单季度增长了7%,同期国债和城投债规模各自增长了0%4%。地方债券规模自2017年超过国债规模后,与国债规模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已经成为债券市场中最主要的品种。

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和偏于宽松的货币政策,2019年一季度城投债发行规模继续延续2018年四季度以来的增长趋势。城投债存量从7.7万亿上升至8.0万亿,增长了3000亿规模,环比增长4%。相比来看,2018年全年城投债增长了不到5000亿。可见稳增长的政策选择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监管趋于放松,为确保基建项目获得充足的投资资金,针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政策在2018年一度收紧后又呈边际放松状态。伴随着融资约束的松动,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来源受到保障的同时,城投债的融资功能也得到一定强化,整体利率水平和信用利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

从政府资金支出来看,2019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增速有所恢复。根据我们的估算,基建投资中,大约有15%左右的资金来自预算内,约5%左右来自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其余部分则来自于社会资本。而这部分社会资本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或者是PPP形式下的优先受益权、或者来自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甚至部分直接来自于地方政府提供了隐性担保的资金。2018年随着对地方政府财政的严监管,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终身追责制度建立,加之影子银行融资渠道的急剧收缩,基建投资的社会资金来源受到较大影响。2018年全年基建投资增速仅为1.8%,其中不含电力的基建投资增速为3.8%。今年一季度这两个投资增速分别恢复到3.0%4.4%

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压力情况下,我们认为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发力。一是在负债方继续推动隐性债务显性化,主要由中央政府发债(相对廉价且长期的资金)来置换当然存量的隐性债务。二是在资产方,进一步盘活政府资金存量,主要是加快财政和机关事业单位存款的流通。适当增加政府支出,弥补由预期出口下降所造成的缺口。在财政预算赤字有限,地方政府专项债短期内难以扩容的情况下,第二点尤为重要。一季度末,我国财政性存款有4.2万亿,机关团体存款29.3万亿,二者合计33.5万亿,占到了名义GDP36.6%。这一账户具有较大的腾挪空间,既可以增加政府购买来提振对私营经济的总需求,也可以进行基建投资,直接拉动总需求的上升。

金融部门继续缩表,杠杆率仍在下降

金融部门杠杆率刻画的是金融部门内部的资产负债关系,是金融部门运行效率的体现。资产方统计口径杠杆率由2018年末的60.64%下降到60.54%,下降了0.1个百分点。负债方统计口径杠杆率由2017年末的60.94%下降到59.42%,下降了1.5个百分点。金融杠杆率依然在下降,银行表外业务明显收缩。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一季度商业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为8.2%,较去年有所回升,但增幅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的上升。银行同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仍然在下降,从20.5%下降到20.2%,已降至2012年的水平。我们认为金融去杠杆与经济稳增长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虽然在短期内金融杠杆率下降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摩擦成本,使得部分实体经济部门无法获得足够的信用支持,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金融体系内部的调整来修复。金融部门去杠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消除监管套利,缩减通道业务,是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的重要手段,需要持续推进。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对影子银行的清理也有一个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权衡问题,不能完全否定影子银行的积极作用。只要依法合规,不管是表内还是表外,都是金融市场的必要补充。

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更多从体制上做文章

2019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主要是政策重心偏向于稳增长、实施逆周期宏观调节政策所致。除了季节性因素外,其分母原因在于名义GDP增速放缓,分子原因在于银行贷款增速提升。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仍需保持定力,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方向,把握稳增长与稳杠杆间的微妙平衡。

稳增长与稳杠杆的微妙平衡考验政策定力

稳增长能够推进稳杠杆,特别是在名义GDP增速能够保持较高的情况下。但稳增长与稳杠杆之间的冲突看来是更多。尤其在面临内外部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为了稳增长,就得加杠杆。所以,把握二者的微妙平衡是对政策定力的考验。

一季度的信贷增长是逆周期调节的体现,随着经济企稳,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一度出现了边际调整的迹象。但近期宏观经济形势的再度走弱特别是外部环境带来的显著不确定性,趋向中性的政策重新偏向放松,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再现宽松格局,加杠杆套利模式也卷土重来。政策刺激的来回反复一定程度上也带来杠杆率的起伏波动,从而也扰动了市场对于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判断和预期,不利于抑制杠杆率攀升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目标的实现。

坚持结构性去杠杆

综合来看,虽然政府显性杠杆率和隐性杠杆率都有一定程度上升,基建投资也有所恢复,但幅度都比较有限。当前政府部门杠杆率受限于一般公共预算2.8%的赤字率和政府债务限额(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即使加上政府性基金等政府广义财政赤字,政府开支也不足以弥补隐性债务治理所造成的缺口。我们认为在稳增长前提下结构性去杠杆,仍需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杠杆率,盘活政府资金存量,同时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基本方向,大力发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继续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过程。此外,也还要采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继续推进资产证券化来处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也是避免所有风险都集聚到政府(财政)部门而进行市场化风险分担的重要方式。

更多从体制上做文章

一季度杠杆率的大幅回升主要是由于企业杠杆率的显著上升。但“罪魁祸首”真的都是企业吗?如果对企业杠杆率进行拆分的话,六成以上(一季度达到68.2%)是国有企业债务;在国有企业债务里,超过五成是融资平台债务。也就是说,在近160%的企业杠杆率中,有很多是与国企、地方政府直接相关的。所以要遏制债务攀升的势头,核心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过去40年甚至70年,中央政府在动员资源的同时,承担了隐性担保和最后兜底责任,这相当于承担了所有的发展风险。这是我们的赶超秘诀所在。那么今天,政府还有没有能力承担所有风险来推进发展,这是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从这个角度,未来如果我们要防范和化解杠杆率快速攀升带来的风险,最重要的还是要从体制上解决好国有企业问题,解决好地方政府问题。中央推出从体制机制上抑制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加杠杆的举措,对于硬化约束机制、打破刚兑和减弱隐性担保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改革努力,不要因为重心偏向稳增长而放弃。(作者:张晓晶、常欣、刘磊;单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返回首

李毅中:提升盈利能力引导资本流向制造业

当前要发展经济,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其中,大力提升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既是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举措,也是提升工业企业经济供给能力的有效途径。当前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提升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引导资本流向工业、制造业,推进经济高质量。

近十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收入利润率止跌回升

首先来看近十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和主营收入利润率的变化。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及增幅是衡量工业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按照收入法统计,工业企业增加值包括利润、税金、折旧、薪酬(含社保及福利),其中利润是最活跃的变数,其余3项则是刚性的。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无可厚非,更重要的是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即主营业务利润率。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从2009年的3.45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7.52万亿元,8年增长了一倍。但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营收入利润率,从2010年的7.6%下滑到2015年的5.76%20142015两年利润绝对数负增长。近三年情况有所好转,2016年利润增长了8.7%,利润率达5.97%,扭转了多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17年利润增长了21%,利润率达6.38%,比上年增加了0.41个百分点;2018年利润增长10.3%,利润率继续提升到6.49%

第二,再来看市场价格的起伏与企业利润增减的关系。

近几年,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领域企业利润明显提高。同时也要看到,企业利润的增长或滑落,市场价格是重要的因素。我们通过标绘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历年的变化,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20123月到20168月,PPI连续54个月为负增长,直到20169月才开始由负转正,而后一路飙升,直到20184季度开始转平。今年一季度,PPI继续回落,企业利润不可能大幅增加,但有助于平衡上下游产业利润的增幅。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14%,主营业务利润率4.79%,明显下滑,3月有所好转,应引起关注。

第三,要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提高企业利润。

不断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可以推动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促进消费,改善社会各界对经济的预期,从而吸引资本流向工业,改变“脱实向虚”的危险倾向。然而,如何增加工业企业利润、提升工业企业盈利能力?一靠企业深化改革、降本增效、科技创新、转型升级,巩固和扩大“三去一降一补”成果。二靠政府政策支持,改善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微观活力,提升全产业链的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的畅通循环。今后还会遇到价格此消彼长甚至跌宕起伏,企业要增强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取得自我发展的主动权。

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高企业资产盈利能力

中央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三去一降一补”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长期的战略任务,要靠企业和政府共同发力。

第一,“去产能”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要常抓不懈。近几年,去产能成效显著,“十三五”确定的粗钢1.5亿吨已超额完成,煤炭8亿吨已完成6.5亿吨,工业产能利用率由2016年初72.9%提高到76.5%,但仍有较大潜力。去产能腾出了市场、优化了资源,保护了环境,提升了发展的效益和质量。“过剩产能”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如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为绝对量过剩,需求已达或接近峰值;玻璃、造船等为结构性过剩;风电设备、光伏材料等为成长中过剩。这三种过剩又有交织,对不同行业要分业施策,共同点在于落后必淘汰。淘汰落后又是动态的,跟不上科技进步,今日的先进明日也会落后,淘汰落后、化解过剩要持之以恒。对于过剩但尚不属于“落后”之列的产能,则引导优化升级、开拓市场。对于可通过改造优化达标的企业要留给时间、空间,并给予指导、支持,防止一刀切简单粗暴行事,以致削弱生产力、得不偿失。

第二,中央决定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实质性降低增值税等税率”,工业、制造业应当是重点。据调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负占主营收入约5.5%,收费约占2%,合计7.5%。我曾在去年1214日央视“工业的力量”对话中斗胆呼吁,目前全国增值税分三档,制造业虽然由17%降为16%,但与其他行业两档的增值税(10%6%)相比,负担重、也不公平;建议取消16%档次,可分三年过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决定,今年增值税税率降为13%,并继续推进三档变两档,这是对制造业最有力最有效的支持,使我们深受鼓舞。制造业是重资产,建设项目购置设备征交增值税“留抵”负担重,据悉已定部分退还。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明确对其他两档,10%的降为9%,主要是交通运输和建筑业;6%的虽然不变,但通过增加抵扣也只降不增。企业还普遍反映社保费改税实际增加了负担,已明确深入调研正确处置纠正,并逐步降低税率,其中基本养老保险交费率可由20%降到工资总额的16%。提高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纳税起点,继续放宽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优惠。经过整顿,“乱收费”、“乱摊派”得到遏制,一些“合规”的收费也减少了,“放管服”改革也减少了企业的办事成本,但仍有较大削减余地。政府工作报告还决定再降低工商企业电费10%,再降低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15%,再降低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20%,继续推动降低路桥收费和铁路港口收费等。

以上合计,在去年全年减轻企业税费负担1.3万亿元的基础上,今年全年再减少2万亿元,并确保落实到位。其中41日开始减增值税,51日开始降低社保交费率。同时政府带头节省开支,今年一般性支出再减少5%,“三公”经费再减少3%,显示了中央的决心。企业要利用外部条件改善的机遇,巩固深化降本增效的成绩,努力提高盈利能力。只有利润率提高了,资本才会流向制造业,这是改变“脱实向虚”的根本路径。

第三,扩大和加强对制造业和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重在落地见效。反映在新增贷款和贷款余额中,工业占比多年来分别只有12%15%左右。数据显示,即使四大国有银行,2017年贷款总量中,制造业也只占13.8%。建议处理好金融防风险和支持工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去杠杆”是结构性的,不能一刀切,也要掌握尺度。当前更要关注经济下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重的状况,改善金融调控,防止和纠正对工业企业特别是对民营企业不合理、不公平的“惜贷”、“抽贷”、“停贷”的现象,畅通资金流向。日前两办发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增强信贷投放能力,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清理规范银行及中介服务收费”。企业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交流,力争优惠政策到位兑现,要严格财务管理,按时偿还贷款本息,保持“诚信为本”的良好信誉。

第四,大力降低工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去杠杆”的重中之重。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56.5%,同比降低了0.5个百分点。央企平均约为66%,同比下降了0.5个百分点。但央企负债率高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个百分点,更高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一般小于40%的水平。如何逐步降低?当然要靠企业努力增加盈利,增加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提高所有者权益;争取扩大直接融资,减少负债。企业要坚定主业、防止盲目扩张。同时国家要给国企注入资本金,这是资本收益的重要功能。

拉动有效投资,补短板、强弱项、调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都指出,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加快补上经济发展重要领域短板。这里有必要首先对近十年来投资状况做点分析。

2009年以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加强和改进对投资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效果。但近几年也出现了投资增幅过缓,投资效率低下的新问题。投资名义增速已从30.5%降到2018年的5.9%,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已从33.7%降到0.5%,工业投资增幅更低。再看投资效率。用“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个指标,即增加单位GDP所需要的增量资本,由于多种因素叠加,已从本世纪初的4上升到6-7,即投资效率大为降低。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走低,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全年名义增幅5.9%,继续下降。如扣除价格上涨5.4%的因素,实际增长只有0.5%。结构有新变化,民间投资、工业投资有所回暖,其中制造业投资增幅9.5%,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6.1%。基础设施(不含电力)投资增幅跌落至3.8%,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仍然强劲为9.5%

其次,针对问题,可以引发我们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些思考。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都需要投资支撑。工业有效投资改善提升了供给能力,为消费和服务提供更加丰富充足的商品和市场。我国的投资总量够大了。“投资率”这个指标指的是当年投资转化形成的增量资本占当年GDP的比例,2010-2014年达到峰值47%-48%,近两年回落到44%-43%。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韩国工业化前最高投资率分别是35.9%39%。看来把投资实际增幅(剔除价格)控制在与GDP增幅相当就可以了,但过低过缓就没有后劲了。其中对工业、制造业的投资占比要与在GDP中的占比相匹配。要扩大、完善政府基金支持,发挥投资导向,借以撬动企业、金融机构和社会投资,并引导投资结构调整优化,提高投资效率。大家知道,民间投资已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62%,占工业投资的82%,占制造业投资的85%。进一步加强对民营企业产权和合法权益的保护,增强民营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多措并举提高工业的利润率,才能更好地激发民营企业家的投资动能。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工业、制造业。

中央多次强调重视投资的关键作用,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有效投资拉动时,首先提出“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更显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加快实施新一轮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具体明确了多项支持政策。如增加中央财政技改专项资金规模,加速折旧扩大到所有制造业,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我们要认真落实见效。企业要集中力量稳预期、稳投资、补短板、强弱项、调结构,用好政策、取得支持,加快建设项目,特别是绿色、智能改造、数字化转型,做强做优做大。(作者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本文系其在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与经济参考报联合举办的“双月座谈会”上的发言)返回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与对策

随着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涌,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其中,积极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先进制造和智能制造,是各国普遍采取的重要举措。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体系完备,但大而不强问题突出。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生产管理效率较低。在我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的背景下,必须着力提高产品品质和生产管理效率,重塑竞争优势,数字化转型正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当前,需更好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解决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难点问题,切实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它以数据资源为重要生产要素,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先进制造和智能制造。

数字化转型也是我国制造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管理效率的重要途径。虽然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现实地看,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既包括企业进行信息化(数字化)改造,也包括少数已经有基础有实力的企业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应用于供应、制造、销售、服务等环节,进入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阶段。

近年来,为促进包括传统制造业在内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我国不断完善制度环境,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推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处在产业发展前沿的工业互联网应用也在不断拓展。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了全面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部门相继印发《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明确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目标和重点任务。这些文件就技术研发、成果应用、重点领域突破以及金融、财税、人才、基础设施、质量基础、信息安全、服务平台等方面给出了支持政策与措施,发挥了卓有成效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信息化、工业化发展水平也持续上升,但数字化转型仍需加力。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数据地图(2017)》显示,研发、制造、营销等环节的数字化指标值较高,集成互联、智能协同指标值较低,说明制造业数字化改造进展较快,但在网络化、智能化方面的数字化转型进展依然较慢。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工业互联网应用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工业互联网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沿技术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已经成为各主要工业强国抢占制造业竞争制高点的共同选择。工业互联网技术主要应用在产品开发、生产管理、产品服务等环节。工业互联网的主要应用模式和场景可归纳为以下四类:一是智能产品开发与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二是智能化生产和管理;三是智能化售后服务;四是产业链协同。在产品开发和服务环节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的企业,一般致力于开发智能产品,提供智能增值服务;在生产管理环节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的企业,一般主攻发展数字工厂、智能工厂。从调研情况看,我国在产品和服务环节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的企业,远远多于在生产管理环节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的企业。

还要看到,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服务和支撑。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分为通用平台、行业平台、专业平台,它们都可以直接为用户提供服务,但更多的情况是:通用平台为行业平台提供服务,行业平台为专业平台提供服务,专业平台为用户提供服务。目前,我国已有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规模化商用。

数字化转型面临诸多难点

尽管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阻碍行业发展的难点问题依然不少。

一是缺乏权威的数据标准。制造业企业每天产生和利用大量数据,比如,经营管理数据、设备运行数据、外部市场数据等。但是,工业设备种类繁多、应用场景较为复杂,不同环境有不同的工业协议,数据格式差异较大,不统一标准就难以兼容,也难以转化为有用的资源。目前,我国已有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工作组、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等多个从事相关标准研发的机构,制定了《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8年版)》《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框架(版本1.0)》等文件,但具体标准的研制和推广工作刚刚启动,市场接受度还不够高。

二是数据安全有待保障。工业数据的安全要求远高于消费数据。工业数据涵盖设备、产品、运营、用户等多个方面,在采集、存储和应用过程中一旦泄露,会给企业和用户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数据如果被篡改,可能导致生产过程发生混乱,甚至会威胁城市安全、人身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目前,各种信息窃取、篡改手段层出不穷,单纯依靠技术难以确保数据安全,相关惩罚措施亦不到位,不能给数据窃取、篡改者足够的威慑。

三是数据开放与共享水平尚需提高。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对外部数据的需求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包括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信息、政府监管信息、公民基础信息等,将这些数据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才能产生应用价值,但前提是这些数据能够被获得。目前,政府、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的数据仍处于内部整合阶段,对社会公开尚需时日。在社会数据方面,对哪些数据可以采集并独享、哪些数据能采集但必须共享、哪些数据不能采集还缺乏详细规定。

四是核心关键技术能力不足,信息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相对薄弱。当前,关键工业软件、底层操作系统、嵌入式芯片、开发工具等技术领域基本被国外垄断;我国能够生产的工业传感器与控制产品大多集中在低端市场;控制系统、平台数据采集开发工具等领域的专利多为外围应用类,缺少核心专利。此外,虽然我国信息基础设施供给能力显著增强,但发展不平衡矛盾依然突出。

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推动转型需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

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这一进程中遭遇的多数问题应由市场解决,市场也有能力解决。但是,发展环境的改善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在这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完善支持鼓励政策,促进制造业数字化改造。通过技术改造贷款贴息、搬迁补助、职工安置补助、加速折旧、产业引导基金投资等方式支持和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中小企业与服务平台合作,引导中小企业通过“上云”提升数字化水平;通过试点示范,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鼓励、支持优势企业提高工业互联网应用水平,推广网络化协同制造、服务型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

推动工业数据标准制定与应用,促进数据的开放共享。引导行业组织、企业研究制定工业数据的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梳理现有国家标准,适时将成熟的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加强标准体系与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体系的衔接,促进标准应用。加快公共数据开放进程,促进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建立健全社会数据采集、存储、交易等制度,保障数据有序、规范应用。

加强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建设。强化工业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明确数据在使用、流通过程中的提供者和使用者的安全保护责任与义务;加强数据安全检查、监督执法,提高惩罚力度,增强威慑力;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和违法行为,如虚假信息诈骗、倒卖个人信息等,引导、推动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加强自律。

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技术基础。加大对通信、网络、人工智能、核心器件、基础软件等领域的技术研发资助力度,加强底层操作系统、嵌入式芯片、人机交互、工业大数据、核心工业软件、工业传感器等核心技术攻关。增加企业牵头的科研项目数量。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加大采购力度,从需求侧拉动技术发展,帮助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

围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求,增强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对信息基础设施的要求,现有信息基础设施仍需加强普遍服务。与此同时,数字工厂、智能工厂对信息基础设施的要求远高于消费互联网,基于明确需求和应用场景的5G建设在工业领域可以适当加快。

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当前,美国、德国正在合作探讨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IIRA)和工业4.0参考架构模型(RAMI4.0)的一致性,最终有可能形成统一的架构。我国应发挥产业门类齐全、市场规模大、数据资源丰富等优势,谋求与其他国家的深入合作,并引导行业组织在国际合作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

统筹规划,与再就业培训、社会保障体系有机结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将大幅提高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减少普通就业机会。同时,旧有的知识、技能不能适应数字工厂、智能工厂要求的劳动者也难以适应数字化的服务业的要求。对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相关部门需及早谋划、做好预案,通过技能培训、提供公益性岗位等化解就业压力,同时切实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作者:沈恒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返回首

丁俊发:加速建立健全国内消费长效机制

“消费主要是居民消费”,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9月发布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提出的有关消费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意见》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战略性地描绘了完善消费体制机制路线图,对于应对当前的新形势、新情况,指导当前的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构成了国民经济总体,缺一不可,且要协调发展。其中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第一,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关系中,消费是生产、分配、流通的目的。消费的规模、结构与速度制约着生产与流通的规模、结构和速度,消费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运行的最终目标。

第二,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贡献率最大。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需求必然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最长久的动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消费需求(最终消费支出)是第一拉动力的有28年,投资需求(资本形成总额)是第一拉动力的有12年,就是一个明证。这也充分说明,中国是一个内需增长型国家,今后要牢牢把握这一红线。

第三,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导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变化,也引导着投资结构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居民生活水平全面实现小康,恩格尔系数发生重大变化,加上个性化、体验式、品牌化消费的兴起,进入需求拉动时代,要求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流通什么。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建设、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重大战略的推进,带来了大量的生产性消费,决定着生产性产业的发展与调整。

第四,消费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

第五,消费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

改革开放后,我们比较重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改革相对滞后,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影响中国社会与经济未来发展。

正确处理四大关系适度提高消费率

提高居民消费率要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第一,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国际经验表明,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伴随经济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阶段迈进,消费率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而投资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当某个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投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期望值分别在30%左右和70%左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投资率较高阶段。

第二,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农民消费水平低是影响中国消费率的重要原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城乡消费差距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反映。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属于自然性差距,不可能完全一样。如何加快缩小自然性差距和防止非自然性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几年,国家加大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力度,农民收入增速明显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快于城市,农村消费有很大潜力。除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影响农村消费以外,农村消费环境改善、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政策的调整、消费热点的培育也十分重要,在某些地区,可能成为影响农村消费的关键因素,比如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消费。

第三,消费需求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扩大消费需求必须以国内供应能力作基础,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满足所有消费需求,这就需要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一个外向型为主的国家,消费率的提高主要靠进出口贸易来保证。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商品与服务品进口只能是国内总供给的一个补充。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存度过高,或一个国家的消费对进口的依存度过高,等于把国家经济发展的调控权交给了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由于种种原因,千变万化,因此只有走内需主导型增长道路,才能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第四,即期消费与储蓄的关系。收入水平是制约货币投向的关键因素。收入低时,货币主要用于消费,所以消费倾向越高;收入高时,货币进行投资、储蓄为主,所以消费倾向越低。中国虽然收入水平不高,但储蓄率一直比较高,由于种种原因,居民往往把即期消费的货币用于储蓄,确保未来的孩子上学、医疗和养老消费。后来国家允许财产性收入,居民把一部分资金用于炒股、投资房产,影响了消费也影响了储蓄。

建立消费长效机制需要“十路并进”

建立消费长效机制,需要“十路并进”:一是深化体制改革;二是调整消费政策;三是改变消费观念;四是提升消费能力;五是夯实消费供给;六是创新消费业态;七是改善消费环境;八是顺应消费周期;九是抓准消费热点;十是尊重消费规律。

这里仅重点论述以下三方面:

首先,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发力。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供求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供给与需求是经济杠杆的两端,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扩大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增加供给来拉动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出手时机的把握。供给本质上是一个生产函数,是为生产企业提供资金、土地、劳动力、服务、管理、技术等要素,确保为需求方提供产品。现实情况是,大量企业不能提供有效供给,成了“僵尸企业”,同时却占有大量公共资源,造成资源错配,使许多能提供有效供给的生产企业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生产要素短缺,形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使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出现高成本与低效率。

因此,当前要进一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给企业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调整与改善要素配置,让人口与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制度和管理一起发力,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特别是解决高税收成本、高融资成本、高行政成本约束,通过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第二,让老百姓有钱消费,确立收入分配合理化体制机制。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水平提高的物质基础,缩小贫富差距是扩大消费的关键一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贫富差距是正常现象。世界主要国家通过提高税收,完善医疗、养老、生育、教育等社会保险体系等手段调节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的比例。因此,要扩大消费关键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第三,让老百姓能消费、想消费、敢消费,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结构,创新消费模式,实现消费升级。

《意见》提出了基本原则、配套政策和具体措施,关键在于如何贯彻落实。特别是应正确处理好以下五大关系:

一是市场主导与政府监管的关系。在消费领域,政府要分清“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更多地让市场去优化配置资源。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调控供需的动态平衡,稳定物价;要明确消费体制与消费政策;要创造与改善消费环境,特别是信用体系与标准体系;要弘扬科学的消费文化;加强消费市场监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消费环境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消费业态、消费外部条件、网点布局、诚信体系、通胀与通缩等。消费业态要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消费外部条件,特别是路、水、电、气对农村尤其重要;每个城市要有中心商业区、区商业中心区,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社区便利店与社区服务网。诚信体系的缺失,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假钞、欺诈、霸王条款等,会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侵犯。通胀与通缩也会对消费产生影响,长时间通胀对消费者会产生一种恐慌心理,使消费指数下降,长时间通缩,使消费者产生会进一步降价的预期,消费指数同样会下降。

二是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的关系。居民消费由一般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再向服务消费品渐次升级。产业结构往往跟随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升级。从20世纪80年代的轻纺工业,90年代的家电工业,到2000年以来的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每次消费升级都会产生一些新的消费热点。三次产业如何根据居民消费需求变化提供保质保量的商品与服务品,是进一步促进消费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式消费中,有两种现象特别引人关注。一是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说明生存性实物消费支出在下降,各种服务消费支出在上升,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是大方向,主要是大健康产业、教育产业、信息产业、物流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旅游产业、养老产业、家政产业等。二是老百姓的消费随收入水准的不断提高,区分为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但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增长很快。

三是生活性消费与生产性消费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内需拉动型国家。内需拉动主要靠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但绝不能忽视生产性消费,因为只有通过生产性消费,才能满足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的需要。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19.8%2016年制造业总值已占全球的25.5%。工业品中,有生活资料工业品,还有大量的原材料与大宗商品,除部分出口外,要靠国内需求,这种需求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基本建设投资,二是工业生产与再生产。处理好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并不主张投资率降得越低越好,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发展期,农村振兴推进期,在一定时段内投资率适度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工业品生产大部分与居民生活消费有关,是保障居民消费的物质基础。无论投资率还是生产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正确处理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关系,充分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

四是消费升级与消费文化的关系。鼓励消费,促进消费,消费升级,并不是讲一切消费都是合理的,要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违规消费,提倡勤俭节约,提倡绿色消费。

五是消费热点与消费模式创新的关系。现在已经明确了不少消费热点与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重点领域,但各种消费都离开不了消费载体,即用什么方式消费与在哪里消费。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线上线下互动,实体与虚拟并存。供应链改变了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与商业运作模式,优势互补,合作共羸。所以,不断创新消费模式十分重要。人工智能商场、网上购物、跨境电商、消费金融、租赁市场、个性化设计、体验式消费、智慧家庭、特色街与特色镇、共享经济等等。(作者系中国流通G30成员、研究员,原国内贸易局副局长)首页

李锦:加大授权放权激发国企活力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年版)》(简称《清单》),这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国有企业要加大授权放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深入推进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关键一步,也是落实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依法确立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增强改革活力的具体实施。文件中的5大类35项权责多是与改革有直接联系的。理解《清单》对于国企改革的推进作用,增强对国资国企改革的信心,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授权放权直接决定微观主体活力的激发

正确认识授权放权与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关系,是我们推进国企改革的思想基础。对此,我们要做两层思考。一是理解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极端重要性,二是理解授权放权对于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极端重要性。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探索和试点以后,国企改革向深水区推进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但是,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国企改革的作用,提升市场对国企改革的信心,就要通过改革让投资者、经营者、企业员工看到希望。而这个希望,就是企业的活力。什么是微观市场主体,一是企业,二是人。强调“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的极端重要性,就是强调“企业活力”与“人的活力”的极端重要性。因此,改革的落脚点就要放在如何增强企业与人的活力方面,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也是企业活力与人的活力有没有得到增强。如果只追求形式上的改革,而不解决影响企业活力的体制机制问题,不消除影响企业活力释放的桎梏。那么,改革就难言成功,难以释放改革红利。要想真正让国企改革成为激发企业活力的根本手段,就不能捆住改革者的手脚,不能给国企改革制定框框,什么都要批准,改革就寸步难行,更别说释放企业活力了。现在把“加大授权放权”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组合在一起,因果对应,形成一个新的逻辑框架,简洁明了。其实,改革要改什么?一个是放,一个是活,一放就活。这是改革开放40年最核心的经验。国企改革历经探索,终究又走到这条路上来了。

国资监管坚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按照精细严谨、稳妥推进的工作要求,公布《清单》,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与管住管好国有资本有机结合,最大程度调动和激发企业的积极性。从国资改革来讲,开展授权放权,就是要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更多依靠公司治理结构开展工作,以管资本为主履行好出资人职责。同时,还要落实授权和监管相结合的要求,并确保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改革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从国企改革来讲,是出资人授予、下放或取消的权力,应由企业依法自主决策的事项、延伸到子企业的事项,下放或归位于企业。本质上,《清单》的公布,是一场由国资改革启动的国企改革,由“加大授权放权”从而实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改革操作行为。

授权放权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必由之路

国有资产管理,加快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现国资委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关键所在,而授权放权是这一场转变的核心环节。要用法律上所有权的权力,强化经济上所有权的权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代理和委托的责、权、利,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率。从中国企业实际出发,我们需要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思考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目标。因此,我一直为两权公开而呼吁。我在著作《新时代国企改革策》《国企改革顶层设计解析》中提倡的“切两刀论”,便是这个思路的提倡。最新公布的《清单》,以产权管理为纽带,突出国有资本运作,最终根据授权代表国务院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把经营权下放到中央企业,专司国有资产监管,不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不干预企业依法行使自主经营权。两个不,一不是政府,二不是企业,而是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代表。这次,《清单》授权的是所有权内容,放权的是经营权内容,目的就是如取消直接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行为,把规范的权力让渡给企业,可以让企业更加独立等。

授权放权是确立企业主体地位激励人心的有效措施

授权放权内容的重点,也是改革的热点。从《清单》字面上看,第一条是中央企业审批所属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第二条是资产重组事项。接着几条是上市公司与股权。后面是选聘职业经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制度,股权和分红激励,都是国企改革的热点。围绕改革热点做文章,是这个授权放权方案的鲜明特色。

这一次,授权放权重点选取了5大类、35项授权放权事项列入《清单》,包括规划投资与主业管理(8项);产权管理(12项);选人用人(2项);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工资总额管理与中长期激励(10项);重大财务事项管理(3项)等。第一、二、五类重点是企业,三、四类重点是个人。其中,产权管理与薪酬管理激励这两项占了22项,占了60%多。

从授权内容看,《清单》在规划投资与主业管理的重大问题上,授权是明确的。包括授权董事会审批企业五年发展战略和规划,向国资委报告结果;授权董事会批准年度投资计划,报国资委备案;授权董事会新增投资项目与计划内主业投资项目进行适当调剂;授权董事会总投资规模变动超过10%的,应及时调整年度投资计划并向国资委报告。《清单》对于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给予较多的关注。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要求与边界划定。

《清单》的重点放在“人”的身上,表明这个文件重在调动市场经济微观主体“人”的积极性。支持中央企业所属企业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制度,《清单》中有两处。一处是支持中央企业所属企业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的原则,采取公开遴选、竞聘上岗、公开招聘、委托推荐等市场化方式选聘职业经理人,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加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一处是支持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制度,薪酬总水平由相应子企业的董事会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参考境内市场同类可比人员薪酬价位,统筹考虑企业发展战略、经营目标及成效、薪酬策略等因素,与职业经理人协商确定,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选聘职业经理人要害在薪酬,“参考境内市场同类可比人员薪酬价位”,是个“定心丸”。这两段话,给人感觉,职业经理人这块硬骨头有希望被啃下。显然,这些措施将有利于稳定队伍、调动中央企业所属企业高管人员的积极性。

另外,支持中央企业在符合条件的所属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股权激励,股权激励的实际收益水平,不与员工个人薪酬总水平挂钩,不纳入本单位工资总额基数。这里,两处出现两个“不”,表明对股权和分红激励的放开搞活。

授权放权将推动国资国企改革新态势形成

授权放权清单出台,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不仅对于2019年的国资国企改革是有力推动,对于整个国资经营体制的形成将起牵动全局的作用。

国资改革由顶层设计进入操作实施阶段,也是国资监管自我改革、脱胎换骨阶段。国资改革围绕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这一主线,一个接一个文件,一步一个脚印,向实处走。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提出精简43项监管事项;2018年国资委出台了《国务院国资委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试行)》,明确了9大类36项权责事项。2019419日,国务院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明确提出分类开展授权放权等改革要求。64日,《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年版)》公布,下面要公布权责清单。这些都是把刀刃内向的事情,每一动作都牵涉切身利益,没有改革的决心,是动不了手的。

改革的决策主体是企业,改革的重心由监管机构转移到中央企业,逐层下移。过去,改革的“球”总是抱在教练怀里,现在把球交给球队长了,就看球队长怎样打球了。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加大授权放权,意味着赋予中央企业这个“球队长”更大的责任,意味着对企业加强行权能力建设、自我约束、规范运行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国资委对于这次授权放权有个答记者问,提出《清单》的授权放权事项已经明确,各企业不能抱有“有了政策等细则,等了细则要支持”态度,要切实增强改革的主动性、自觉性,把这项政策用足用好。

由“层层捆绑”转变为“层层松绑”,把授权放权落实到各级子企业或管理主体上,让企业与企业的人有改革的获得感。授权放权不能只停留在企业集团总部。集团公司也要对所属企业同步开展授权放权,不能把授的权、放的权抱在集团公司怀里。中央企业集团这一层是宏观主体,中央企业不能当“第二国资委”。如果继续把球抱在怀里,企业也会哇哇叫的。把“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主要标准,让企业与企业的人来享受到改革红利,改革才会得到拥护和支持的。

国资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由理论上设计转入实际上操作、制度上完善阶段,《权责清单》公布将完成“闭环”。这次《清单》授权、放权,两个字大有讲究。《清单》中的授权事项是将出资人权利授予企业董事会或企业集团行使,事项前加上“授权”的表述。放权事项是将下放或归位于企业,事项前加上“支持”的表述或直接对事项进行阐述。下一步,国资委权力与责任清单进一步修改并出台,清单以外的权限,都交给中央企业自己把握,这是带底线特征的文件。意味着党的十九大部署的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制度初步完善,为一个段落画上句号。

国资委由直接控制权力向控制调整形势转变,放权与监管并重,进入高层次的监管阶段。分类开展授权放权工作本身也是一个持续推进、动态调整、逐步深化的过程。国资委将加强跟踪督导,定期评估授权放权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采取扩大、调整或收回等措施动态调整授权事项和授权范围。对于获得授权但未能规范行权或出现重大问题的企业,国资委将督促企业做出整改,根据情况收回相应的权利,定期对《清单》内容进行更新,不断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

国资改革直接引领和推动国企改革,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企改革在重要领域与关键环节将发生明显的变化。如果按文件坚决落实,如果中央企业这一级担当得起来,中央企业子公司的混改步伐会明显加快,有快速铺开的可能;内部业务板块的整合特别是专业化重组也将进一步提速;所属子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或持续增加,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将加快建立,特别是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说,根据其特殊属性,授权其董事会可根据需要在主业范围外培育发展1-3个新业务领域,这将有助于加快公司投资布局结构调整,更好发挥其在战略新兴产业的探索与引领推动作用。(作者系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返回首

袁东明:以增活力为抓手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世界一流企业是全球企业群体中最优秀的企业,具有竞争力强、市场价值大、国际化水平高、社会影响力深远等特征。我国一批国有大企业已初步具备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基础条件,但与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相比,仍存在效率不高、品质不优、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企业活力不足、市场化机制不完善。对此,需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抓手,系统性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一批有基础有条件的国有大企业尽快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

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是激发和增强企业活力的根本要求。近年来,我国在促进国资监管职能转变、完善出资人权责清单、放权授权于企业以及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等方面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从实际效果和企业反映的情况看,各地向“管资本”转变的步伐总体上还比较慢。在这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为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夯实基础。

第一,要根据企业的不同功能定位,进一步理清政府与企业间的权责关系。公益类企业主要承担特殊政策功能,以非商业目标为主,仍可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方式。处于完全竞争领域的商业类国企,具有完全商业目标,政府仅履行股东权责。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商业类国企,其所承担的非商业事务应与商业事务有效隔离。

第二,应按照“管资本”的方式加快优化出资人代表机构的履职方式。进一步剥离与出资人无关的行政职责、公共职能,以及超越出资人权责的相关管理事项,逐步提高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专业水平,重点是加强对董事、监事的管理、考核、责任追究,做好市场化选任高管的资格认定与审查等工作。

第三,需加大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放权授权力度。按照“该放必放”的原则,依法将战略决策、重大投资、经理层任免、薪酬与考核权等重要职权下放给企业董事会。按照“能授则授”的原则,依据功能定位、治理能力、管理水平等因素,对不同企业实施分类授权,对一些治理能力强、管理水平高的企业,可以授予更多出资人权利。

第四,需加强“管资本”方式下的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建立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从动议、决策到执行、评价等全链条的管理体制;加强国有资本布局的现状研究,摸清国有资本在各个细分领域的实际布局和变化情况;明确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中长期目标,形成可实施的计划和方案;强化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基础手段,把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建设成为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的重要平台;以资本回报和效率提升为考核导向,引导企业和资本更多向强与优的方向发展。

积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各地积极开展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从试点情况来看,一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置“僵尸企业”、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培育新动能等重大事项中已经发挥出作用,但绝大部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仍存在定位不清、授权不到位、上下左右关系不顺等问题,其“管资本”的作用并未充分体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实现国有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有效分离的关键环节,事关“管资本”的管理体系能否真正确立、国有资本布局能否持续优化、企业活力能否不断增强等重大问题,必须把做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当前,应尽快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等文件要求,对中央和地方的试点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总结经验、破解问题,消除分歧、形成共识。同时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定位和使命,并积极规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出资企业的管理。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有利于实现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优化存量国有资本布局、持续激发企业活力等重大改革任务的推进。经验表明,如果没有配套的产权改革,没有一个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就很难真正实现市场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需通过股权多元化特别是引入社会资本和员工持股,建立一套能够灵活应对市场、有效激励员工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出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强化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改革

激发和增强企业活力,本质上是要激发和增强人的活力。国有企业激励不到位,一直是企业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在进一步落实三项制度改革、规范高管薪酬、规范员工持股、优化工资总额管理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在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但总体上看,激励机制改革目前取得的成绩与增强企业活力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多企业进入创新性、战略性领域,这一形势也对人才激励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应把激励机制改革摆在国企改革的突出位置,使其成为增强企业活力的关键一招。

在企业内部,要加快建立市场化经营机制,形成多层次的激励约束体系。可考虑全面推行以聘任制、任期制和经营目标责任制为核心的职业经理人契约化管理制度,在强化监督问责的基础上实行市场化薪酬协商机制;充分利用骨干员工持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项目跟投、奖励递延、收益提成等激励手段,长短结合、灵活应用。

同时,政府和国资监管机构亦应赋予企业更多可使用的激励手段。进一步优化工资总额管理制度,允许企业在利润增幅范围内自主调整;扩大骨干员工持股的范围和比例,从辅业企业和科技型企业逐步扩大到所有竞争性行业、战略性领域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并根据企业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实施条件;鼓励和允许企业统筹运用增量奖股、超额利润提成、岗位分红、项目跟投等中长期激励手段,满足企业内部建立多层次激励体系的需要。(作者:袁东明、袁璐瑶;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返回

专家:我国区域分工协作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2018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和水平等三大格局均继续显示出协调发展态势。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正值中国迎来经济社会向现代化高收入国家和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经济百年不遇的重大变革时期。在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经济缺乏新支柱支撑的条件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表现出的巨大的活力和众多的热点地区,是未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力抓手。

2018年我国各省区经济发展协调性继续提高

2018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和水平等三大格局均继续显示出协调发展态势。各省区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18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继续保持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省区经济增长速度多高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区的基本态势,东西部各省区间继续保持相对差距略微缩小、绝对差距依然扩大的基本格局。

2018年全国31个省区,经济增长范围从10.0%(西藏)至3.6%(天津),速度中位数是6.8%(广西),速度排序前五位的是西藏、贵州、云南、江西和青海。

2018年全国GDP90.0309万亿元,各省区GDP变化范围从9.7300万亿元(广东)至1400亿元(西藏),各省区GDP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2.9600万亿元和2.1949万亿元(江西)。排序前五位的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河南。

2018年全国人均GDP6.4644万元,各省区人均GDP变化范围从14.7560万元/人(上海)至3.1402万元/人(甘肃),各省区中位数5.3098万元(湖南)。人均GDP排序前五位的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和浙江,上海重回第一,北京和天津也重回第二和第三的位次。

总之,2018年各省区发展亮点是:得益于国家“三区三州”扶贫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增速显示出与全国逆向而动的良好态势;中部省区表现依然良好,使中部地区继续成为全国增速最快的地区;东部省区增速也表现不俗,成为稳定全国中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

未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正值中国迎来经济社会向现代化高收入国家和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经济百年不遇的重大变革时期。在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经济缺乏新支柱支撑的条件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表现出的巨大的活力和众多的热点地区,是未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力抓手。

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保持协调发展态势,GDP速度、总量和人均GDP三大指标的空间格局,将继续朝着相对差距逐渐缩小的方向发展。为确保我国区域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协调发展态势,充分发挥巨大回旋余地的作用,未来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不断加大工作力度。

(一)全国各区域之间互联互通水平还有待大幅提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各区域之间互联互通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这得益于我国城镇化的长足发展和区域间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水平仍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与未来我国区域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也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量还比较少,难以承担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更高水平的要求。众所周知,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由“点、线、面”三种基本形态要素组成,其中“点”是由各级规模大小不等的城乡居民点组成,城乡居民点越多,特别是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数量越多,区域间联系的密度也就越高越频繁。因此,一定规模以上的居民点的数量及其分布密度直接决定了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的高低。二是现有城乡居民点体系中,还存在着许多没有完全实现直接互联互通的所谓“断头路”,严重影响了城镇居民点体系整体经济效益的发挥。两点之间以直线最短,三点之间以“三角形”最经济,因此,构建城乡居民点之间完善的全覆盖的“直线三角形”交通网络连接体系,就成为进一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的又一个关键因素。

解决城镇居民点之间完善的高水平互联互通难题的对策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增加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量,以及按照“直线三角形”交通连接模式,进一步完善城镇居民点体制之间的交通网络体系。为了使今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进一步实现高水平的一体化,就需要使我国现有的300多个地级市增加到600多个,并使其以最经济和便捷的“直线三角形”交通网络相互连接起来。目前,我国交通运输工程技术已经比较先进和发达,完全能够做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今后,还需要在增加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目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完善交通运输体系中存在着的一些短板,如“断头路”、“三角形缺边路(或绕弯路)”、线路质量不高、运输安全设施不足、交通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交通通勤班次和频率较低等问题,使我国各等级居民点之间进一步建成全覆盖的、完善的“直线三角形”交通网络体系,为构建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打下更好的互联互通的基础。

(二)区域分工协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深化和提高

县域是“点、线、面”三大区域经济形态要素结合的最小区域单元,也是构建区域分工协作的最基本单元。按照县域内“点线面”结构比例关系,可以将县域划分为以都市为主的县域和以农业为主的县域两类,这就是城乡区域分工协作的起点。以都市为主的县域可称为都市县,该县域经济的主要形态是一定规模以上的城市(如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其人口的70%以上为城镇人口,主要产业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其未来发展方向是规模、结构和分工不断扩大、升级和深化的现代化都市县;以农业为主的县域可称为农业县,该县域经济主要形态是各种形态的农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制造业,其未来发展方向是现代化集约高效农业县(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样农业县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比都市县差)。以美国为例,目前该国拥有县域行政区划单元大约是3300多个,其中都市县只有600多个(即城区人口等于或大于5万人的单一或组团城市所在的县域),占整个县域区划数量的20%左右,其余80%的县域均为农业县,但这些农业县都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是典型的以家庭为主的现代化高效农业县,其经济效益并不比都市县差,未来也没有必要向所谓“都市县”方向发展。也就是说,现代化农业县已经是这类地区发展的最高形态,与都市县形成持久良好的城乡分工协作体系。

未来中国现代化城乡分工协作体系也可以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目前,中国的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所在的县域可以被认为是所谓都市县(城市边界难以划分,但县域和乡镇界限是法定的清晰点的,可以作为实体城市边界划分和统计的依据;地级市所在县与其管辖的农业县构成了都市圈,也就是整个地级市行政区),2018年有近300个,占我国县域区划总数的约10%,鉴于我国城镇化任务尚未完成,未来地级及以上成熟数量还将增加到600个左右,使其占比达到20%,与美国基本持平。其余近2200个县域均为农业县,这些农业县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是现代化集约高效农业,在大量剩余农业人口向都市县转移的前提下,实现以家庭经营方式为主的现代化农业县的目标,并不需要都发展成为以制造业为主的都市县。这就是未来我国城乡区域分工协作的基本前景。

在城乡区域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各都市县和农业县内部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各自的分工协作关系,以便不断深化和完善多层次的区域分工协作体系。就都市县内部分工协作而言,可按照都市人口规模的大小做如下进一步的分工协作体系的构建:大型都市县(指城市人口在100万人到500万人及以上的城市),主要包括首都都市县、直辖市都市县及部分省城都市县等,重点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如金融业、高等教育、技术研发、文化创意产业、大型物流及交通枢纽等;中等规模都市县(指城市人口在50万人到100万人的城市),主要包括大多数省会都市县、副省级都市县和部分地级都市县,重点发展各类装备制造业,成为武装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不断促进结构升级的重要基地和物质基础;小规模都市县(指城市人口在20万人到50万人的城市),主要是众多的地级城市县和未来有可能成为地级市的县城及所在县,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产业、零部件配套产业以及非农产品制造业。就农业县内部分工协作而言,其县城和建制镇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产业、部分涉农物资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农业本身的分工主要是依据自然和区位条件,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按照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和现代化的要求,发展出各种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林业和各种特色农业等区域专业化农业生产体系和空间来。在中国,各都市县与其所管辖的农业县构成了各层级的都市圈(与行政区划上的地级市基本一致),由此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多层次的都市圈经济区域,都市圈与城镇群一起,将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区域形态。

(三)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需要进一步探索调控差距的新途径,并不断加大有效控制差距的政策力度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处理好城乡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全面的问题。在国家实施“精准扶贫”、“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一系列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城乡区域之间的发展相对差距已出现缩小态势,不过,总体水平差距依然较大。为进一步有效控制和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全面问题,今后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一是进一步加速现代化农业体系的建设,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研究表明,区域发展差距主要体现在区域之间农村发展的差距上,区域之间城市发展的差距相对较小,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区域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只有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实现了现代化,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实现现代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前提是农业的现代化,只有农业成为了集约高效的现代化产业,国家才有可能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才有基本的保障,而且现代化农业还能成为一国经济发展重要的支柱产业。

二是努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全国一体化统筹体系的早日实现。彻底解决贫困人口问题和实现人均收入均等化,最终还是需要建立完善的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一体化体系,并由中央政府统一负责相关法律、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和实行;地区之间的规范合理的转移支付需要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地区之间缺乏财政转移的法律制度安排和义务(除中央政府规定的以外,事实上这样的政策性安排本质上也是中央政府的行为)。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特别是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继续建立和完善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经常性规范的区域转移支付制度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体制改革任务。

三是进一步促进全国各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从政府负责的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首先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这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共识。今后,要进一步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大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降低农村居民使用基础设施和享受公共服务的成本等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由于没有规模效益,因此具有较高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另一方面小农经济的收入又相对较低,这是一对必须考虑的很大的矛盾),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并配合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农村剩余人口向城镇转移,以加快实现城乡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

(四)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依然较大,需要进一步落实“两山论”和绿色发展理念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突如其来的雾霾大气污染情况下,国家及时实施了一系列空前严格的“蓝天”、“碧水”和“净土”保卫战和生态修复等大型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但是,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生态环境质量与国家标准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生态改善和污染治理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今后,要继续在“两山论”和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重点在以下几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是强化资源综合利用。使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吃干榨净”,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冲击降到最低点。为此,要大力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先进技术的研发投入,并对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给与有力度的政策优惠和财政支持。二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环境容量,发挥自然净化功能。三是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保护生态和治理污染不仅要做“减法”和“除法”,还可以也应该做一些“加法”和“乘法”,其中就需要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所谓“加法”是指在不限制经济活动总量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生态破坏的修复产业和环境污染的治理产业。在目前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一些产业给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不可避免,只要生态修复技术成熟,污染治理技术达标,就应当优先考虑在不实施“关停并转”的情况下,通过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也就是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加以解决,使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由“减法”转变为“加法”(我国环境保护制度中,早就有“三同时”的规划,需要进一步加大落实的力度;事实上,绿色GDP并不是做减法,不能在GDP核算中将生态环境治理费用减出去,而是相反,要做“加法”加进去,高质量生态环境应该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乘法”是指大力发展各种废物循环利用的“静脉产业”,一方面消除了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又能创造一定的GDP和就业。(作者:刘勇,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首页

城乡融合发展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协调好城乡关系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近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战略方向、“三步走”目标和重大任务,为从根本上理顺城乡关系提供了重要遵循,必将推动我国城乡关系加快进入融合发展新阶段,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一)

所谓城乡融合发展,是指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条件下,由制度变革、技术进步、需求增长、文化创新等共同引致,形成新的地域组织结构、均衡化资源要素配置格局、互补型城乡功能形态等,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动态过程。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动能不断积聚、条件更加充分。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三个重点需要把握:

一是人的自由迁徙与社会融合。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在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要条件是人口在城乡和区域间能够自由迁徙。当然,人口自由流动只是第一步,流动人口在新的居住空间实现社会融入、享有平等发展机会更为重要,要实现人口空间流动与基本权益保障的有效匹配。

二是工农部门“效率收敛”。城乡劳动生产率逐步收敛是现代化的普遍趋势。城乡融合发展,特别是城乡产业融合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实现了工农部门劳动生产效率逐步收敛。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扭转农村资源要素长期扭曲配置的格局,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优化配置。

三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关键要打破阻断、妨碍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瓶颈制约。衡量这一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就要看要素能否自由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市场能否形成公平价格及收益能否实现合理分配。其中,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是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基础。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本质上是构筑城乡共生关系,需要畅通城乡人口双向迁徙、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个循环”。在人的方面,要促进城乡人口双向自由迁徙,通过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一体化建设,让城镇人口能够顺利下乡,农村人口能顺利进城,让下乡的人群能归心农村、扎根农村,让进城的人群能落户城镇、融入城镇。在物的方面,要推动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即农村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向城市合理流动,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有序下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要实现和谐共生。城乡融合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

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从推动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产业发展融合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联通化、居民收入均衡化等方面入手,走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一是推动要素配置合理化。围绕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增强要素流动协同性,让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要素配置,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二是推进产业发展融合化。围绕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和供应链优化,建立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特点的管理机制,解决好“用地难”“融资难”等痛点问题,推动要素融合、产品融合和功能融合集成,增强供给结构对城乡居民需求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三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适应人口结构、社会需求等新变化,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要注意的是,均等化不是平均化,均等化也不是一成不变,而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扩大服务覆盖的广度和深度。

四是推进基础设施联通化。适应城乡体系结构和人口流动变化趋势,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布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联通是高效率的联通,要提高建设质量、运营标准和管理水平,提升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五是促进居民收入均衡化。着眼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拓展城乡居民收入渠道,建立健全有利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培育持续增收新动能,促进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保障农民转移性收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总的来看,基于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突出规划引领、利益联结和政策转型等。要坚持以流动促融合,坚持以规划引领融合,突出村庄规划编制,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强化规划约束力,构建城乡统筹的空间规划体系;完善农村资源资产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加快政策转型,建立健全以提质为导向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乡关系的调整与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结构性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融合发展、共享成果的共生过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要避免走“城市兴、乡村衰”的老路,更要走出一条城市和农村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新路,更好推动乡村振兴,从而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作者:涂圣伟;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返回

盛松成:汇率稳定与增强汇率弹性是相统一的

5月以来,全球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迅速走贬,离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收盘价一度逼近6.96611日早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微调,报6.8930,央行并将于6月下旬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票。

各界开始关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和“增强汇率弹性”的两种提法有何关联。这些讨论背后,是一系列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人民币贬值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中国经济?人民币存在贬值的基础吗?应该如何看待汇率的重要关口?未来汇改将以何种形式推进?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强调,近期央行所提及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这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统一的。

“前者指的是中长期的汇率制度安排,以有效抗击外部冲击、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使货币政策更具操作空间,而不是默许、更不是鼓励汇率在短期内的大幅波动。事实上,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实体经济的运行,也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因为它能使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有一个稳定的汇率预期,减少投机因素的干扰。目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正是为长期的汇率改革创造条件。”盛松成称。

汇率贬值并非应对外部冲击有效手段

第一财经:汇率被认为是“缓冲器”,可作提振经济或部分抵消外部冲击。但同时,中国也多次表明,人民币汇率不是作为一种手段。你对此如何看?

盛松成:最近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将汇率贬值作为应对手段,以期提振经济增长或对冲外部冲击是不可取的,中国也多次强调不会寻取“竞争性贬值”。早在20184月,中美贸易摩擦刚开始时,我就提出,要吸取当年日本的教训,避免中美贸易摩擦演变为金融摩擦。

汇率大幅贬值会带来很多问题,往往得不偿失。一是资本外流压力加大,还有损大国形象,容易使贸易摩擦升级;二是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十分有限,随着我国贸易顺差收窄,2018年净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由正转负(-8.6%)。通过贬值促进出口,虽然短期内可能获得价格优势,但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不仅如此,人民币贬值还不利于我国进口。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国,除了出口世界第一,占世界市场的份额高达11.8%外,我国进口规模也已经占全球市场的10.8%,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在我国经济转型期,我国对高技术产品和高端服务的进口需求是很大的。

此次美国加征关税生效伊始,我就提出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经济转型。就目前而言,汇率大幅贬值得不偿失,而在汇率预期尚可控的时期稳定市场信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有效减少恐慌情绪,收益远大于成本。

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基础,长期可能升值

第一财经:央行已很少直接干预汇市,人民币未来的走势将更基于市场供求。人民币是否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

盛松成:长期来看,人民币应该是升值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主要经济体中最为突出。即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总量占全球15%左右、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还不到1万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十分可观。

而短期内,加征关税同样难改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趋势,应全面、动态地看待美国加征关税的实际影响。因为市场总是自发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这有助于对冲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我国出口地区分布日趋多元化,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同时,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工具充足、空间充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中国市场仍是全球资本投资的热土。因此,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保持定力,增强耐力,维护稳定。

另外,美国加征关税也损害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美国较权威的经济研究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指出,2018年全年,美国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价格大幅提高,进口品种的多样性下降,美国对外国企业加征关税的成本绝大部分被转嫁至美国消费者,截至2018年末,造成美国实际收入平均每月下降14亿美元。

美元显疲态,有助人民币企稳

第一财经:美元近期也显示疲态,这是否有助于人民币进一步走稳?

盛松成:美国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在近一个月内下降了约0.4个百分点,中美利差逐步走扩。此外,最新公布的非农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增速正在放缓,今年5月非农就业仅新增7.5万人,不到市场预期17.5万人的一半。目前美国经济正处于周期顶部,市场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预期增加,美元有走弱的趋势。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CFTC)数据显示,对冲基金持有的COMEX黄金期货和期权多头头寸在上周(64日当周)增加38%,创2007年以来最大涨幅,这也是美元走弱的一个迹象。

汇率的变化总是相对的。因此,未来较长时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不存在贬值的基础,还有升值的可能。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并非“汇改”的倒退,而是避免汇率不必要的大起大落对经济运行带来伤害。

稳定汇率预期仍然重要

第一财经:近期,市场也热议人民币是否要守住某一个点位。易纲行长提及,不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某个具体数字更重要,对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非常有信心。如何理解其含义?

盛松成: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是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增强我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灵活性。对于经常账户而言,汇率的升值、贬值能有效形成负反馈,促进贸易平衡;而从资本账户看,短期资本流动往往受到市场情绪波动的影响,容易出现超调,汇率大幅波动不仅无法起到平抑资本流动的效果,而可能适得其反,因此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至关重要。目前,除了客观上人民币不存在破“7”的基本面因素外,目前人民币不破“7”也并不是为了坚守某个点位,而是国内外一系列经济金融因素和目前的环境所决定的。

汇率基本稳定和增强汇率弹性并不矛盾

第一财经:各界都在强调要增强汇率弹性、扩大双边波动,这样能抑制市场单边押注的现象,这与保持汇率基本稳定是否矛盾?

盛松成: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统一的。前者指的是中长期的汇率制度安排,以有效抗击外部冲击、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使货币政策更具操作空间,而不是默许、更不是鼓励汇率在短期内的大幅波动。事实上,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实体经济的运行,也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因为它能使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有一个稳定的汇率预期,减少投机因素的干扰。

衡量具体点位是否重要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这个点位对短期汇率波动的影响,影响大的点位自然比影响不太大的点位更重要。这也是市场对汇率的某个或某些具体点位敏感和重视的原因。我们应当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外汇需求,区分实体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的外汇需求和短期的投机需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另一方面,应防止汇率的短期波动被投机者利用。

第一财经:从国际做法来看,完全自由浮动以及带有稳定化安排的汇率制度都存在。随着人民币汇率不断市场化,未来应该如何推进?

盛松成:据IMF统计,近年来各国越来越多的采用带有稳定化安排的汇率制度。IMF成员国中,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从2009年的42%降至2017年的39.5%,尤其突出的是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在此期间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实行软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从2009年的34.6%增至2017年的42.2%,其中,汇率制度采用稳定化安排的国家,比例在8年间提高了5.6个百分点。

我国目前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属于“稳定化安排”这一类。为何近10年来有更多的国家在其汇率制度中采用了稳定化安排?如何权衡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收益和代价?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汇率基本稳定将为长期汇改创造条件

第一财经:汇率基本稳定是否有助于为深化汇改创造条件?

盛松成:汇率政策说到底是国家行为,需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选择会受到一国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因为它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有所不同。比如非贸易部门往往得益于强势的本币,而对外贸易的部门希望看到本币贬值趋向。目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将为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净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据着较大比重,对GDP的贡献率曾经是两位数。在过去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时,人民银行没有放任其大幅升值,而是通过购买外汇、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对冲外汇占款的自然增加,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使我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国。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依靠内需而不是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对汇率波动的承受力已经较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目前我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汇率风险对我国贸易部门的价格传递效应仍然比较高,生产者往往不得不承担汇率风险。因而,现阶段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仍然十分重要。

汇率基本稳定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实施。保持较为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建立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的信用。正如美元在国际化之初是与黄金挂钩的(即金汇兑本位制),这有助于美国政府赢得抗通胀的信誉。

当中国的产品有足够的优势,不再是汇率波动的被动承担者,而能主动转移汇率风险时,当人民币越来越广泛的被各国所接受时,人民币自由浮动也将会有更大的空间,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也就更加成熟。而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日渐完善、经济金融领域各项改革协调推进,汇改也将具备更充分的条件。

无论从长期的基础性因素,还是从目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看,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都是利大于弊的。在近年来的几次汇率波动中,央行都坚持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立场,以适当的手段、较小的代价,有效缓解了市场的恐慌情绪,不仅稳定了人民币汇率,也保住了我国外汇储备,为我国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金融领域各项改革的协调推进作出了贡献。返回

推动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其中,国际产能合作是一项重要内容。近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的国际产能合作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在参与主体、投资领域、国际产业转移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征,是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

▎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内涵深刻

随着国际分工格局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不断变化,中国逐渐成为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呈现出与传统国际产能合作不同的新面貌,是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

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内涵深刻,主要体现在“能力建设导向”与“包容性”两个方面:

一是能力建设导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获得经济增长的能力比由短期投资拉动实现的经济增长更加重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提升劳动力素质、增强创新能力等关系到经济增长能力的重要举措,对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影响更为深远。建设和完善公路、铁路、港口、电站、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推动建设所需的技术和资金。“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在这些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的“设施联通”就包括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等;“贸易畅通”也包括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拓宽贸易领域,消除投资壁垒,拓展相互投资领域,推动新兴产业合作,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等等。可以说,经过近6年的努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推动国家间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完善基础设施、推动产业发展,有力推动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自生能力的提升。

二是包容性。“包容性增长”的完整概念由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意指具有同等机会的增长。包容性增长聚焦于既创造平等的机会,又使该机会能为所有人获得。在国际产能合作领域,“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国能够获得平等的增长机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目标就是使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人民,更多人收入的提高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带动世界的经济增长,形成一种正向的反馈机制。“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尤其强调“包容性”理念。在20175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与会的各国首脑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共同签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指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消除贫困、促进包容持续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共同挑战”,强调“和谐包容”的合作原则。《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亦提出,“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我们的共同目标”。可见,包容性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共识。通过“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各个参与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能从中获益。

▎在多个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是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包容性国际产能合作,在多个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是参与主体情况不同。传统的国际产能合作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发达国家而言,跨国公司是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主体,在大多数时候,国家不直接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或者参与的力度较小。“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则呈现出新的景象。目前,中国已同40多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文件,同东盟、非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区域组织进行合作对接,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政府间的沟通与合作显著增强。

二是投资的重点领域不同。以往的国际产能合作大多由跨国公司推动,相关国家的政府及国际机构参与较少,因此,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实现跨国公司利润的最大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要投资于可以直接获利的项目和产业领域。相比之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从经济到文化的广泛合作,经济领域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也涵盖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许多收益率低、回报期长的领域,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不同。由于参与主体不同、投资领域不同,承接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结果也不同。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以短期获利为目标、主要投资于能够快速收回投资的产业部门的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产业由于处在全球分工体系的低端,其利润较为微薄,发展中国家因此缺乏产业升级的资本积累,难以培育壮大自身基于资本、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也就难以摆脱对自然资源、低工资劳动力的依赖和粗放型发展模式。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是国家推动、企业参与,合作领域广泛、合作目标多元,中国和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更加着眼于长期利益,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企业成长的同时,也会助力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生能力建设,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业合作。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是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主要包括增强自生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生态建设和扩大出口等合作机制,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发展中国家自生能力,通过增强自生能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出口加快经济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推动发展中国家产业生态完善,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

▎重视潜在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以包容性发展为目标,长期来看能够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赢和可持续发展。但是对于其中蕴含的风险也要高度重视,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更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沿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断推进。

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既是有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这些国家内部与世界市场的联通,从而发挥比较优势,形成自生能力,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也能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不是哪一个国家单方面的获利,而是能实现参与各国的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各参与国都需明确和认同这一原则。

加强风险防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政治不稳定、法律不健全、整体经济状况不佳等情况,对此,需在充分掌握和论证相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基础上,积极谋划、合理布局,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产能合作,防止一哄而起、盲目而上、恶性竞争,切实防控风险,提高国际产能合作的水平和效益。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正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所指出的,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进程中,各参与国政府可以积极推动建立合作框架,但具体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建设以及产业项目建设的规模、速度等投资决策可交给企业,由企业根据对东道国投资条件的分析,判断项目的投资价值,进而决定该项目的投资规模与推进速度。

进一步规范企业海外投资行为。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活动应实现多方共赢,因此,需更好规范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活动,使投资活动符合当地的法律规范和社会文化传统,使企业在推动东道国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良好作用的同时,实现自身发展。(作者:李晓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返回

陈春花:如何拥有管理“不确定性”的能力?

导读:今天组织管理遇到最大的难题是,环境是不确定的,而且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未来可能不需要讲“黑天鹅”这个词,因为满天都是“黑天鹅”。驾驭不确定性是现今管理者都需要掌握的核心能力。如果你想驾驭不确定性,那你就必须让组织成员拥有创造力,而不仅仅是老板拥有创造力。

管理者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管理不确定性。我个人从来没有判断过中国的经济是好还是坏。如果经济环境好,能提供机会,我就判断;如果经济环境对我来说没有机会,我可能就不判断,因为这就是不确定性本身了。

如果你要经营一家企业,最重要的是判断机会,宏观环境有机会就运用它,没有机会就把它当背景,这是正确的态度。所以,在我看来,没有悲观或者乐观,我从来不认为有传统或者非传统企业,从来不认为有朝阳或者夕阳产业,只是有一个观点:任何情况下都有优秀的企业。最重要的是你要不要成为优秀的那个?

如果想成为一家优秀的企业,必须拥有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把不确定性转化为机会。这需要管理者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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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不确定性

拉姆?查兰在《求胜于未知》一书中界定了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他把不确定性分两种。

第一种叫经营性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预知范围之内的,并且并不对原本的格局产生根本性影响。经营的不确定性不会改变大的格局,但是它会影响盈亏。

第二种叫结构性不确定性,它会改变产业格局,带来根本性影响。因此,识别结构性的不确定性才是关键。

正如拉姆?查兰在书中介绍的那样,经营性不确定性并不可怕,现有的方法足以应对。真正可怕的是结构性不确定性。因为这是源于外部环境的根本性变革,如果没有及早觉察、提前布局,等到变化真的发生时,原有业务只有死路一条。

戴尔电脑的衰落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例。在过去三十年里,戴尔曾是全球最为成功的企业之一。当年,迈克尔?戴尔开创了“定制化”业务模式,一举奠定了其划时代的伟业,凭借这一业务创新,鼎盛时期,戴尔每季度的现金流入高达数十亿美元。此外,公司还采取了薄利多销的定价策略,促成了其市场份额的节节上升,使其很快成长为个人电脑行业的领头羊。

但三十年辉煌之后,戴尔遭遇了双重打击。一是经营性的,即2004年联想公司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收购完成后,经过一系列的创新,联想成功赶超戴尔和惠普,夺得了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宝座。联想更为低廉的产品售价进一步压低了戴尔的毛利及现金流,导致戴尔的股价大幅下跌。

面对这样的经营性问题,戴尔或许还能化解;但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结构性挑战,对戴尔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就是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的出现,比如苹果的iPad以及基于安卓系统的平板电脑,与其他电脑企业一样,戴尔对此也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然而其带来的变化却是根本性的,整个市场对台式机及笔记本的需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似乎一夜之间,戴尔的好日子到头了,过去赖以安身立命的核心竞争力似乎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戴尔的例子的确令人震撼。

坦白来讲,大家对经营不确定性多少敏感一点,因为人们对盈亏很敏感,但是对结构性不确定性很多人不敏感。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企业所面临的正是结构性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颠覆原有的市场环境及行业格局,使原有的市场空间和行业规模急剧缩小,甚至完全消失;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具有长期性,是不可抗拒的;对于那些缺乏准备的人,巨变的到来将犹如晴天霹雳,似乎之前完全没有任何征兆。

这种极具颠覆性的结构性不确定性是全球性的,而且会像原子裂变般势不可挡。由于有了低成本的互联网及无线通讯,从理论上说,全球70亿人口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变革的始创者,也都能感受时代带来的改变。

来自印度贾巴尔普尔市的17岁少年阿莫尔?巴韦,就是这样的幸运儿。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联合资助的在线教育平台,让全球有80万人学习edX的在线课程,阿莫尔也是其中之一。20133月,阿莫尔收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他在电子电路课程中成绩优异,排名前3%

阿莫尔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我从没想过会有一天能离开家乡。在线教育开启了我新的人生,让我有机会进入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世界一流学府深造。”

阿里巴巴识别了结构性不确定性,这家公司最快意识到消费会从线下移到线上,当线上消费人群更快速地增长时,阿里巴巴就得到了大机会。蚂蚁金服估值为什么这么高,比现有的银行估值还要高?原因就在于它所拥有的消费人群,可能把银行金融服务的逻辑给颠覆了,换句话说蚂蚁金服提供的增值服务,可能是未来银行要调整的服务方向。

一个可见的人群,符合市场规律的商业模型,再加上企业有自我革命的文化根基,这种估值一定会被明晰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东西的改变。

诺基亚、戴尔、柯达这些曾经的行业巨头,因为没有识别到结构性不确定性,而惨遭淘汰,诺基亚无键盘的研究技术,与苹果不相上下,有可能还要好,但是它太信赖自己的键盘技术,不去理解根本性的改变,不去理解手机变成终端是结构性的,因此诺基亚失去了在整个行业的霸主地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当结构性不确定性初现端倪时,很多人会将之误判为这只是对现有业务的挑战,甚至会单纯地认为,是销售队伍或是一线员工不努力造成的结果。比如,面对连续业绩下滑的情形出现,企业领导人很可能将之归咎于团队执行不到位或是竞争对手太强劲,很容易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即这是整个行业及相关生态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前兆。

在这样的情形下,管理层最应该想到的是:也许顾客需求已经变了,结构性不确定性已经出现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不敏感于变化,即便是IBM、三星、苹果这样业界巨人,拥有超强的技术人才、坚实的顾客基础,以及强大的创新能力,其前景依然是令人十分堪忧的。

如果想要识别不确定性,管理者一定要对变化敏感。对于管理者来讲,最重要是求胜于未知,要意识到不确定性,而且一定要意识到结构性不确定性。给管理者的建议是:要对变的东西、新的东西敏感,要有兴趣、热爱变化,不要保守和自信,更不要认为所有的东西你都了解。

我举个例子,我曾经被一个营销领域专业人士问了一个问题,他在PPT上打出一张任正非的照片,再打出一张雷军的照片,然后问我:“华为对小米,三年后手机谁胜出?”我说:“一切皆有可能”。坦白讲我的回答不是狡猾,我真的认为一切皆有可能。

这就像董明珠与雷军对赌,当时媒体来问我,你认为董明珠和雷军谁会赢?我说:“如果是我就不赌,董明珠与雷军出一个格力小米空调不更好吗?”

大家注意,要用变化去看所有的东西,你不能笃定地认为什么是确定的,一定要接受所有的变化,而且你也要变化地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

2

与不确定性共处

如上文所言,绝大部分人是无法找到结构性不确定性的,因此,对于大多数管理者而言,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处是首先需要拥有的能力。如果不能识别,可以与它相处,这样才不至于被动。要与不确定性相处,同样也不容易,怎么拥有与不确定性相处的能力?我给管理者四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先改变自己。

这不是讲口号,而必须是真实的行动。改变自己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内部进行自我革命,这个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管理者常常在企业里面提出“改变自己”的理念,但是调整一个组织,大家都会紧张。管理者一直说“改变自己”,可是原有的任何结构都不愿意动。

2016年华为销售收入达到5200多亿,并设定一个三年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2018年华为销售收入7212亿元,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提前完成了2016年设定的目标。

华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这家企业倡导“自我批判”的文化,不断超越自己的习惯,这家公司一直用极强的“危机意识”推动自己成长。

第二个建议,拥有双业务模式。

需要驾驭双业务模式,现有主营业务与新的业务。应对不确定性需要有新业务,所以大部分企业需要转型。有人问我,怎么保证转型能成功,或者怎么保证投资人会持续支持做转型?我说只能用两个保证:第一是现有主营业务不能因为转型出现下滑;第二,必须全力以赴保证新业务成功。

一定要有能力做双业务模式,你不能用转型做借口说,因为转型要亏损一段时间。这个理由不成立,因为资本和市场都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仅仅是发展现有业务是不可能让企业面对不确定性的,但是如果因为发展了新业务,而影响了现有业务,那么企业已经无法存活。

所以,必须维持现有业务的稳健经营,同时布局新业务,通俗的说法是长期与短期结合。管理者的难度是双业务并存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但这是对管理者的要求,你必须成为驾驭双业务组织的高手,必须能够驾驭长期发展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动态互动。

第三个建议,打破平衡。

打破平衡同样从内部开始,其核心是不要担心“出现问题”,不要怕“出现冲突”,有问题就有可能有机会,有冲突就有可能有创新。所有“变”的发生,都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不要怕变化,变化中才会有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打破平衡,让更多人脱颖而出,发现新人才,会带来更大创新的可能。

企业管理者需要不断打破内部的平衡,不断挑战企业的高度和界限,让企业处在自我改变和动态之中。

第四个建议,顾客体验。

让企业面对不确定性的核心是与顾客在一起。保有对顾客体验的忠诚,能够以顾客体验作为评价标准的企业,才会是一个可持续的企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管理者对顾客的知觉和敏感度不够,习惯于企业自己的评价标准。

特别是在稳定组织结构系统中,高层管理者离顾客非常远,对于顾客需求的理解、对顾客体验的把握、对新顾客群体已经有相当的距离了。这需要引起管理者特别的注意,也需要管理者找到解决方案来增进和强化与顾客之间的关联,使管理者保持对顾客体验的敏感性。

做到这四件事情,在一个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环境里,你并不需要焦虑,只要你很好去与不确定性相处,把自己做好,所有的变化对你来讲其实都是机会。

3

有定力

不确定性对每个人都是一种考验,这需要内心的定力。无论采用什么方式和途径,获得内心的定力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组织能否管理不确定性。定力来源于四个最重要的心态:积极的心态、归零的心态、开放的心态以及确信的心态。

1.积极的心态

山东六和集团创始人张唐芝先生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凡事往好处想,往好处做,必有好结果。”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帮助,也让我借此可以积极面对很多挑战和压力。很多时候人们没有解决问题,或者是出现很多冲突,其根本原因可能是把事情想复杂了,甚至把人也想坏了。但是如果持有“凡事往好处想,往好处去做”的心态,这一切都可以转化。

我自己的感受是,对任何要做的事情,单纯去做,结果自然而成。并不是外在环境不提供机会与条件,更大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单纯去做事情,反而因为困扰无法做成事情,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在我们自己的心态。

不确定环境下,对模糊性和风险的承受能力是关键,同时控制风险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Facebook创始人说:“最大风险是你根本不去冒险。”这种积极的心态是极为关键的,如果没有积极的心态,很难去迎接不确定性。

2.归零的心态

心态归零是帮助人们面向未来的一种心态。要学会归零,因为纠结于过去,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个未来都需要面对新的挑战,需要新的成功来佐证;每一个未来都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案。

对知识学习的理解,我也希望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去看未来,而不是用所学的知识去总结过去。

比如,和很多同学交流,有些学生学完了课程之后,发现自己很多东西都不懂,这是真学到了。有些学生发现原来老师讲的东西自己都做过,这些同学令人担心,因为他只是在验证自己已经成功的东西。最怕的,是第三种情况,学完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老师讲的都没用,还是自己最厉害。后两种情形,都说明学生们没有心态归零,第三种不仅仅是没有归零的心态,连学习的心态也没有了。

所以听到一些企业家说教授没什么用的时候,虽然我不认同,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道理大家要懂:如果我们学的知识都是只为了证明过去的话,这个知识确实没用。要知道,心态归零不仅仅是一种训练,也应该成为一种习惯。

3.开放的心态

你一定要打开自己,真正、彻底地打开。“打开”这个词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是要由内往外推开,不是拉开,拉开是从外往里。只有打开才能包容、接纳,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变化。包容变化,接纳挑战,学习未知,做到这些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包容、接纳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包容自己,接纳自己,这样才可以在遇到挑战和冲击的时候,不至于为了保护自己而做出抵触。所以具有开放心态的人,才能够包容变化,接纳所有,也因此可以获得成长。

4.确信的心态

确信的心态很重要,因为这也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信仰就是一种相信的力量,只要你相信,其实你就有了信仰的力量。

中国文化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很难建立陌生人的信任。如果无法建立陌生人的信任,更大范围的合作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一个需要整合资源,持续发展的企业,就必须与陌生人建立关联。

很多人之所以认为关系很重要,不是大家想拉关系,很大的原因是陌生人不能信任,必须借助于各种关系来辅助以建立信任,这种无法建立陌生人信任的原因,是缺少确信的心态所导致。管理中非常需要有确信的心态,需要有相信的力量,这个力量真的是无穷的。

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有三点极为重要,一是相信梦想与目标的牵引力量,这份力量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二是相信伙伴的团队力量,尤其是要相信自己的上司,这份力量能够集结而成,并陪伴你一直前行,冲破阻碍。三是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份力量有着无限的可能,你的能力超乎你的想象。

这三点要同时存在,要相信目标、相信团队和上司、相信你自己,拥有这份确信的心态,会带给你无限的可能,所以我特别喜欢泰戈尔对于爱情的一句话:“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以上就是获得管理者定力的四个心态,对于面对不确定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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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管理不确定性需要管理者学会识别不确定性,尤其要关注结构性不确定性,组织环境的新特征已经在多个维度引发结构性不确定性的出现。管理者需要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处,把不确定性转化为成长的机会,而不是成长的障碍。

要做到以上两点,其根本要求是管理者需要有定力,要开放而积极地去拥抱不确定性,要用未知来认知未来,要相信集合智能,超越自己,即可达成目标。返回

裂变式创新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一些科技潮流在悄无声息地死去,而另一些则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们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区块链无可厚非是一项可以改变我们世界的发明,是一种可以改变全球经济、商业和社会的强大变革力量。就像电、汽车和互联网一样,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区块链技术是解决数据存储、认证和保护问题的一种非常实用的解决方案。粗略地说,区块链是一种共享的电子分类账,它包含了非常聪明的软件来记录和监控交易。然后,所有这些事务和事件在连接到同一块链的所有各方之间共享,一旦输入信息,就不能更改。虽然没有什么是完全“防黑客”,但与我们目前的数据安全技术相比,区块链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与集中式数据库不同,没有一个单一的故障点。

区块链中的记录称为“块”,每个块都连接到前一个“块”相连,从而形成“链”。整个链是自我管理的,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人或组织负责整个链。因为它的这些特有的技术特性,我们相信它对现有的世界的颠覆和改变是难以想象的,就像现在,“区块链”这个术语已经无处不在。

区块链的裂变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是个大趋势,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将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谈到裂变式创新,大家都会认为滴滴(Didi)或者优步(Uber)是裂变式创新或者颠覆性创新的典范,其实不是的。

滴滴(Didi)或者优步(Uber)的大部分战略要素都还停留在持续创新的过程,比起原有的服务模式,它们只是价格更便宜、服务更便捷、客户使用更方便而已,远远还达不到裂变式创新的定义范畴。

为什么说区块链是一种裂变式创新?

因为所有的区块链企业都是从“比特币区块链”裂变而来的,它们不是凭空入世,是技术基因和商业细胞的一种分裂形式,它们有自己独特的颠覆性创新方式。例如RippleStellarCardanoIOTA等都有自己独特的商业模式及应用场景。

区块链的大趋势影响着我们的投资决策,如何在投资过程中找出变革的潜力是投资决策的关键动力,也是对大趋势的认识提供了真正的见解。以下是我们总结的区块链大趋势带来的15种裂变式创新,它们会在一个长远的时间周期里,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

区块链大趋势:裂变式创新趋势图(该图参考Mage Trendsand Technologies 2017-2050绘制)

裂变1:经济外延(Economic Extension

区块链的出现,颠覆了现有经济范畴中人们对经济关系的理性认识所形成的概念,如价格、利润、价值、剩余价值、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

区块链改变了互联网平台的集中交易模式,形成了点对点的生产与交易方式,对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区块链通过Token的激励,让我们可以在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处于一种自发主动的状态,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同样接收产品的一方会根据提供的产品给予相应的回报,双方的交易信息在一种透明、不可更改的环境下运行,让双方都会更加放心,这样就会出现“可信”的良性的循环。实际上,联盟链的应用已经受到了很多传统企业的高度重视,银行、保险、证券、航运物流、汽车、政务、民生等领域均出现了联盟链的应用案例。

区块链实现了所有者、生产者、使用者的统一,实现资产广义化,从而拓宽了现有的经济范畴,重新定义了经济的内涵与外延。

经济范畴的裂变趋势有:非物质化经济、自由流动的股东、开放式创新、分布式共同创建商品与服务等等。

非物质化经济(Dematerialization Economics):是指服务于经济功能所需材料数量的减少,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类如未来的产品会使用较少或不使用材料来提供相同级别的功能,证券、艺术品、货币等等都会区块链化。

分布式共同创建商品与服务:(Distributed Co-creation of Goods& Service):是指通过分布式的方式,吸引和激励共同创建者、解决IP所有权结构、经济问题治理以促进共同创建商品与服务。

裂变2:组织边界(Organizational Boundary

互联网构造的是平台型的企业,平台本质上是一个数字网络,通过促进人们之间的服务、产品或信息的连接和交流,为参与者创造价值。互联网平台企业很少是实际的服务提供者,它充当人群的促进者,使交互成为可能,为参与者提供方便和安全。互联网平台催生了携程、滴滴和阿里巴巴等企业,也是微信、微博的业务基础。

区块链塑造的是生态型商业群体,它通过对社区的建设、使用者和企业成员之间的模糊界限,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客户、消费者、股东、生产者、使用者、服务对象、供应商等等一个完整的商业群体,这个商业群体在智能合约和Token经济模型的架构下独立自主运转,构建了自己完整的商业体系。

技术创新改变了交易的组织形式。技术创新的变革力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交易成本的变化,正是在这种成本结构急剧变化的条件下,依赖广域覆盖的互联网络的强力支撑,实体组织的边界在变小,虚拟组织的边界在变大,并呈现模糊化、开放化甚至消失的趋势,导致独自在区块链上运行的自治实体的出现,比如分布式自治组织(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DAO)、分布式自治公司(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CorporationDAC),这是人类追求经济效率所形成的新组织体。

区块链的生态型商业群体,也导致组织边界变得更加模糊,组织结构进一步扁平化,组织的人与人之间更加接近多线联系,组织内部的任务也以多线程任务为主,同样一份工作需要通过多人协同来完成,POW(工作量证明)、POS(权益证明)会变成工作业绩考核的相关衡量指标,算法可以自动地评判每个人的工作成果,并且根据他的POWPOS来分配收益。这种模式的变化,可以极大地降低每个企业高昂的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益。

组织边界的裂变趋势有:软技术需求下降、逆向人才流失、代际隔阂、利用算法雇佣员工等等。

裂变3:工作方式(Work Pattern

区块链构建出来的全球化,会是一个三维或者多维的商业群体。每个人所拥有的身份、资产,活动轨迹等等都会以数据的形式,记录在一个商业群体里,每个人的ID就变成自己进入虚拟世界的入口,任何人在这个商业群体里,就会产生很多的行为,个人的,商业的,就会形成一个全球化商业群体世界,区块链就是这个商业群体世界的基础技术和设施,简单方便的应用操作会被不断地更新迭代。

工作方式不再是996或者007,他们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地点和工作环境,可以根据算法给出的POWPOS指标和流程来安排工作,让工作变得更为人性化。

工作模式的裂变趋势有:员工更为多元化和国际化、机器或者算法自动招聘和解雇员工、零时雇佣经济崛起、以机器代替人的公司越来越多等等。

裂变4: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

Token的出现,使得由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互渗透、溶为一体而形成的最高形态的垄断资本逐渐被瓦解,或者无法再获得高度的垄断性。民间资本和商业群体的资本逐步开始发展与壮大,区块链企业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资本的力量和资本管理,他们用长期创造的股东价值作为创业成功的根本标准,他们的企业决策是基于对长期市场领导地位来考虑的,而非短期盈利或者投资方的反应。Token赋予企业金融的属性,同时也凝聚了用户和社区的力量,从而产生企业的驱动力。

在金融领域,区块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来俯瞰各类传统金融业务,区块链将成为金融领域的技术重构者、业务重构者以及金融生态重构者。

加密数字货币利用区块链多中心、不可篡改、高度共识和匿名安全的特性,构建数据结构与交易信息加密传输的底层技术,使得金融交易的效率和安全大幅提升。

类似的应用案例包括:布比等公司尝试区块链进行股权登记转让与清算结算,解决目前,证券的登记、清算和结算涉及多个主体,传统股权交易过程涉及中介机构、托管机构、第三方支付平台、公证人、银行等,交易过程需要经过层层中介传递信息,再经权威机构公证方确认等复杂的流程,来提高运营及安全性问题。

纳斯达克通过与区块链初创企业Chain.com合作,已正式上线了用于私有股权交易的Linq平台。通过Nasdaq Linq私募的股票发行者享有数字化所有权,同时Linq能够极大地缩减结算时间。现在的股权交易市场标准结算时间为3天,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却能将效率提升到10分钟,这能让结算风险降低99%,从而有效降低资金成本和系统性风险。

Overstock创建了他t0区块链交易平台,证券无须通过纳斯达克等交易平台就可直接在区块链上完成交易。对于Overstock而言,在其平台上发行公司的股份,是一个可行的概念证明。传统的股权交易中存在着腐败滋生、不够公开透明以及中心化的存储机构可能会导致数据风险等问题,去中心化的股权交易能够为这些问题提供很好的解决方案,提供公开透明的交易市场,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和审查账本增强了参与感,而且区块链分布式的数据存储也更加安全。

金融资本的裂变趋势有:可编程信用卡、隔代住房贷款、金融武器化、超越支付功能的区块链应用程序越来越多、人体嵌入式加密货币等等。

裂变5: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

区块链引起了不同行业垂直行业的注意。它不仅正在改变业务的运作方式,而且还能使创新以快速的速度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公司采用区块链。这些公司也在修补和迭代相关的区块链技术,使其更适合主流实现。

区块链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有了区块链,组织可以将他们的业务转变为分散平台,从而改变他们的业务运作方式。它改变了实体、交易流量、利润,并确保在变化期间保持增长。

基于区块链的商业模式也应该开始被企业家所关注,而不仅仅是投资者。这将使区块链项目专注于效用而不是市场价值。SuchApp是通过提供一个基于块链的消息传递平台而专注于公用事业的项目之一。这意味着区块链的商业理念应该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都能发挥作用,对公司内部员工和最终用户都有好处。

很多事情都会随着区块连锁的商业模式而改变。以下是Nitish Singh归纳总结的七种区块链的商业模式:

区块链商业模式描述Token(通证)经济一种业务模型,它使用实用工具Token作为执行不同活动的方式,并为最终用户提供激励。

区块链即服务(BAS

BAS的目的是为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生态系统,使它们能够蓬勃发展并利用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开发平台区块链开发平台为其他组织提供区块链技术服务。

基于区块链的软件产品公司开发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和产品,以便将解决方案出售给其他组织。

网络收费模式一种业务模式,其中网络收费是从区块链中的最终用户或其他实体收取的。

区块链专业服务与区块链相关的专业服务,如DAPP开发、咨询、审计等。

P2P区块链商业模型基于P2P的商业模型利用块链,节点可以直接执行任务。

裂变6:技术突破(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新技术逐步渗透于经济、社会和生活复杂的动态过程中,也为人类社会及其经济组织的运行方式带来颠覆性变化。

区块链技术的突破会给我们带来可编程经济(programmable economy),它作为一种基于自动化、数学算法的全新经济模式,把交易中的执行过程写入自动化的可编程语言,通过代码强制运行预先植入的指令,保证交易执行的自动性和完整性。它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在执行层面大大降低交易的监督成本,在减少造假、打击腐败和简化供应链交易等“机会主义行为”方面均有巨大的应用前景,是未来新经济的发展方向。

区块链的脚本语言的魅力就在于具有可编程性,它可以灵活改变花费留存价值的条件,以更好地适应人们从事社会和经济活动的需求,这也是可编程经济的优势所在。区块链的可编程特性将推动社会进入基于机器信任的智能万物互联时代。

类似的应用案例包括:IBM和三星合作开发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物联网基础设施项目“Adept”,并将其用于设备消耗品的自动购买。三星W9000洗衣机利用传感器探测清洁剂余量,根据反馈结果,通过编程好的智能合约向指定零售商自动购买清洁剂并完成支付;零售商收到订单后根据与该台洗衣机的合约约定,收取费用,完成订单;订单完成后,用户会在手机上及时收到交易确认信息和快递信息。

技术突破的裂变趋势有:众包交付网络、机器人数量超越人类、脑机界面、基于DNA的数据存储、可食用加密认证Token等等。

可食用加密认证Token:摩托罗拉公司在加州推出了一款“维生素认证”平板电脑,它由胃酸提供动力,将你变成一种人体认证Token。该FDA批准的片剂,由变形杆菌数字健康,包含一个可以被胃酸关闭的小芯片,产生一个18位的心电图信号,可以通过触摸你的手机、电脑或汽车来验证你的身份。

裂变7:企业价值(Enterprise Value

互联网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已经打破了信息不对称,90后、00后作为原生居民,新新人群已经被开放和自由的信息环境所熏陶,个体的自我意识也超越过往任何一个代际群体,而互联网生态的丰盛,也使得单个人不再过分依赖某个公司个体来彰显价值。这意味着,公司对员工的掌控力正在弱化。

区块链项目的诞生,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全球化和全行业的,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样板市场验证模式。在团队组成上,也是一开始就融入国际化的跨界队伍,上下游的参与主体上,也是通过社区来维护。这个新商业模式的诞生,给传统公司带来的挑战是:国际化、跨行业和社区式管理。在这样一个维度对撞上,每个传统企业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个担心:我该如何用一个单体公司与一个行业系统博弈?

实际上,在未来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传统实体企业和互联网公司都将不可避免的遇到公司管理的难题,这背后是对区块链商业逻辑的审视、参悟与融入。而在这个悬而未决的公司价值资产管理诉求面前,不少的有前瞻性的思想者和创业者已经利用区块链思想和技术开始研究解决方案了。

在探索企业价值方面,应用的案例包括:在全球近5亿家公司的市场规模里,小蜂链(Little Bee)基于联盟链架构,利用区块链技术打造企业价值链服务平台,开发高性能、高扩展的区块链基础服务平台,并快速构建上层应用业务,围绕企业价值链活动的各生态场景,深度打通企业价值起点、企业价值增值和企业价值实现等三层价值链,帮助传统企业拓展全球数字资产的积累、管理和流通,最终实现从互联网世界向区块链世界的平稳跨越。

企业价值的裂变趋势有:人工智能的平等权利、自我价值实现转换为团队价值实现、机器人数量超越人类、虚拟(无形)资产变得越来越重要、行为和影响力定义地位而非收入、创意自由、机会均等、选择的积极性等等。

裂变8:媒体版权(Media Copyright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产权已成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但当下的互联网生态里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严重,网络著作权官司纠纷频发,侵蚀原创精神、行政保护力度较弱、举证困难、维权成本过高等问题成为内容产业的痛点。使用区块链技术:

1)可以通过时间戳、哈希算法对作品进行确权,证明一段文字、视频、音频等存在性、真实性和唯一性。一旦在区块链上被确权,作品的后续交易都会被实时记录,文化娱乐业的全生命周期可追溯、可追踪,这为司法取证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技术保障和结论性证据。

2)将文化娱乐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整合、加速流通,缩短价值创造周期。

3)实现数字内容的价值转移,并保证转移过程的可信、可审计和透明。

类似的应用案例有:HOT chain(热度链,简称HOT)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全球文体娱乐数字资产交易平台,致力于实现全球文体娱乐产业数字资产化、证券化、透明化、公平化,具有名人时间交易、IP版权追溯、众筹、数字资产交易的服务功能。Decent基于区块链技术,提出了一种新的商务模式实现方式,改善了现有的数字内容分发市场,尤其针对以用户生成内容为主要数字内容的平台。DBTEK-Movie基于区块链技术统—奥斯卡奖的投票和分发的方案设计。

媒体版权的裂变趋势有:基于广告的互联网模式的崩溃、基于区块链的众包艺术品出现、机器视觉文化崛起、机器视觉取代口语、数据可视化越来越普遍、二次元文化等等。

裂变9:教育与人才(Education & Talent

区块链技术和商业应用程序,可以解决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方面的问题:

1)学生信用体系不完整、未建立历史数据信息链、数据维度有限,使得政府、企业无法获得完整有效信息,这直接导致学生无法便捷、公平地享受应有的服务。

2)学历造假、论文造假、求职简历造假,用人单位、院校缺乏验证手段,蒙受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损失,降低了学校与企业间、院校与院校间的信任。

3)针对一些学术性实验、跨校组织的公开课以及多媒体教学资源,在网络上往往存在版权纠纷与学术纠纷,对学者以及研究人员缺乏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了学院及学生对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利用区块链技术对现存运行方案不足之处进行优化,能有效简化流程和提高运营效率,并能及时规避信息不透明和容易被篡改的问题。利用分布式账本记录跨地域、跨院校的学生信息,方便追踪学生在校园时期所有正面及负面的行为记录,构建一个良性的信用生态。

类似的应用案例包括:Bit Proof与霍伯顿学校(软件工程师培训学校)合作,利用区块链技术向学生颁发学历证书,证明学历的真实性。通过区块链学历验证体系,招聘者在进行学生背景调查时,可以快速获得学生学历及毕业证书信息,防止学历造假。

未来教育研究所(IFTF)和美国高考(ACT)基金会提出Edu Blocks概念,类似于当前用来记录和评估学生学习的“学分”。除了跟踪学术学习活动外,Edu Blocks还可以测量和记录培训活动、学校比赛、研究演示、实习经历、社区服务等非正式学习,将成为招聘单位选拔人才的参考依据。学生可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获得所发生的学习信用。

未来教室(Future Classes Chain,简称FCC)是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教育资产运营平台。意在通过智能合约,处理各种数字资产的购买、使用和支付等工作,减少人工操作引起的纠纷。

教育与人才的裂变趋势有:教育游戏化、软技能教学越来越重要、专注情商教育、承让认知的多样性等等。

裂变10: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Network Security & Data Protection

从在微信朋友圈到在抖音上刷屏、和朋友聊天,或者买咖啡,用饿了么定外卖或在音乐媒体上点击你喜欢的音乐,今天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留下了一连串的数据面包屑。这种日益增长的数据化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数据爆炸。微信每天有9.02亿人登陆,日均发送微信次数达到380亿,日发送微信语音次数达到61亿,另外抖音国内的日活用户突破1.5亿,月活用户超过3亿。这些网络数据量还不断地增加,大约每两年就可以在世界上创造一倍的数量,这种日益增长的数据化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数据爆炸。

公钥基础设施(PKI)是公共密钥加密技术,它可以保护电子邮件、消息应用程序、网站和其他通信形式。然而,大多数实现依赖于一个集中的第三方证书颁发机构(CA)来发布、撤销和存储密钥对,这些密钥对是犯罪分子可以攻击的目标,以破坏加密通信和欺骗身份。相反,在区块链上发布密钥将消除错误密钥传播的风险,并使应用程序能够验证您正在与之通信的人员的身份。

类似的应用案例包括:腾讯发布的首张区块链发票,Obsidian公司正在使用区块链来保护在聊天、通讯应用和社交媒体上交换的私人信息。与WhatsAppiMessage等公司使用的端到端加密不同,Obsidianmessenger使用区块链来保护用户的元数据。用户将不必使用电子邮件或任何其他身份验证方法来使用messenger。元数据是随机分布在一个分类帐上的,因此无法在一个单点集合,它可能会被破坏。

保全网电子数据存证结合区块链技术,运用其不可篡改、可溯源等特性,实时固化电子数据的内容和形成时间,确保数据的真实公正,赋予电子数据文件法律证明效力。通过区块链记录完整、不可篡改、可追溯的数据信息,保全网实现了数字世界的的唯一性。保全网联合互联网法院、公证处和鉴定中心等多个司法机构,构建完整的区块链司法联盟体系,保障链上数据的真实有效。

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的裂变趋势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无人机监视群、移动生物识别标志、虚假记忆植入系统、情绪控制程序及设备等等。

裂变11:医疗健康(Medical & Healthcare

在过去的几年里,将假冒药品引入合法的供应链已成为全球的威胁。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许多区块链企业联合传统企业共同创新,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系统,确保对单个医药包进行唯一的识别和验证。

基因泰克和辉瑞等制药公司联合推出了Medi Ledger区块链药品追踪项目,并进行试点应用。如果该项目能够实现预期目标,那么制药商、批发商和医院等药品供应链上的节点都能够在区块链上记录药品运送数据。这意味着,在药品运送过程的每个步骤,区块链网络都能证明药品的原产地和真实性,使得药品盗窃和以假换真变得异常困难。

区块链技术在药品供应链中的另一个优势就在于处理速度:当药品运送中断或丢失时,存储在区块链上的数据会在第一时间确定最后接触与处理丢失药品的相关人员。同时,这会促使制药公司严格按照药物供应安全法案的要求进行药品生产作业,有可能直接改变全球药品安全现状。

PokitDok是一家提供医疗API服务的公司,他们与英特尔合作,推出DokChain医疗区块链技术解决方案。该方案通过区块链来监控医疗过程,并应用于医疗保健系统中。它使用英特尔的开源区块链程序作为底层账本,并使用英特尔的芯片处理区块链上的交易请求。目前有40多家医药集团都参与了这一医疗区块链项目。

医疗健康的裂变趋势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无人机护士、智能药物生态系统、改善记忆力的植入程序和设备、基于区块链平台的诊疗系统、情绪控制程序及设备、游戏化的医疗健康程序等等。

裂变12:交通管理(Traffic Guidance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共享交通方面,Uber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Uber作为一家商业盈利公司仍旧存在着诸多中心化组织结构固有的弊端。来自以色列的初创公司La Zooz与当下备受关注的共享出行公司Uber的运营方式背道而驰,La Zooz致力于利用区块链架构将共享出行去中心化,取代像Uber这样的调配中心角色。

La Zooz提供了一个分布式的智能交通平台,它引进了一种全新的协作模式,让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做出贡献,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创造更加经济实惠的交通方式。

公司发行了一套虚拟货币Zooz代币,用户下载Zooz-mining的应用程序,通过在应用程序上,上传超过20千米的驾驶里程来获得Zooz代币奖励,一旦用户积累了一定数量的里程,共乘和其他职能交通服务将会被立刻启用。供需两端的对接不需要调配中心,用户自行在La Zooz上寻找目的地相近的人而获得行程,用Zooz支付打车费用。Zooz代币的发行旨在鼓励La Zooz社区的成长。目前La Zooz已经拥有3500名左右社区成员,累计开发里程逾100万千米。

La Zooz团队提供的这种去中心化的共享出行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更有效地改善交通拥堵状况,使公共交通资源等公共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

交通管理的裂变趋势有:基于区块链的实时车辆保险、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停车系统、众包运输交付网络、真空管运输、隐形运输等等。

裂变13:能源管理(Energy Management;)

能源革命正在发生,未来是万物互联的趋势,交易的主体是机器和机器,交易的属性更加高频和低密度。区块链具有分布式账本和智能化的合约体系功能,能够将能源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有效地衔接,区块链将成为能源互联网真正落地的技术保障。

物联网的新软件和技术可以为现有的基础设施提供智能系统,可以为电网添加可以互相通信的智能设备,搭建新的安全、有弹性的网络,可以快速和相对低成本地提供更多服务。

计算机和其他设备之间直接互联的网状网络,可以按照带宽、存储等网络特性来自动重新配置,因此不会损坏或中断。缺少廉价服务或渠道的社区可以用网状网络实现基本的联通。网状网络代替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管和控制模型,而由于整个环节不需要中央组织的参与,其安全性和私密性也更高。

类似的应用案例包括:美国区块链创业公和Filament在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的电线杆上进行了所谓的“龙头”(taps)试验,这些“龙头”可以在10英里之内直接通信;因为电线杆的间距一般是200英尺,故障电线杆上的动作探测器会通知200英尺外的电线杆;假设这个探测器故障,它会按顺序通知10英里内的其他电线杆,然后通过120英里内最近的回程网络与公司通信。

客户可以用手机、平板或计算机直接连接到设备,这个“龙头”包含了很多传感器:温度、湿度、光和声音等,客户可以用这些传感器长期监测和分析电网状况。他们可以获取相关数据信息,并通过授权将数据通过区块链传输给其他用户政府、广播员、电线杆制造商、环保部门。

Filament的商业模式包括三个参与方Filament、客户和电力公司。Filament拥有硬件,它的设备一直监控电线杆状况和信息交换,把传感器数据卖给数据集成商,然后再卖给电力公司。电力公司按月支付监控设备费用,减少了现场检查的高昂成本。因为电线杆很少会倒塌,所以网状网络的通信功能基本是闲置的。

未来物联网应用依赖于一个账本:物联账本(the Ledger of Things)。上万个智能电线杆通过传感器收集数据,并在其他设备、计算机和人之间传输数据,因此系统需要持续追踪所有信息以保障其可靠性,包括区分每个电线杆。

没有身份是不可能运行的,用于身份认证的区块链是物联网的核心,Filament为每个设备设定独特的路线,然后把这个路线身份存储在属于Filament的比特币区块链中;而且这个身份信息可以像比特币一样传输。区块链还可以保证这些设备收到费用才会继续运行,没有区块链的支付网络,物联网不可能运行,而其中比特币是通用的交易语言。

其他的应用案例包括:纽约布鲁克林的LO3公司和区块链技术开发商Consen Sys合资成立的Trans Active Grid,致力于打造“开源且加密安全的”区块链来管理微网上的电力交易;德国电力公司RWE将整合以太坊区块链技术与汽车充电站服务;欧洲会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探讨欧盟能源联合框架战略(European Commjssion Energy Union Framework Strategy)规定的“能源联盟”的愿景,“以人民为核心,人民能够有能源转化的所有权,能够从新技术中受益从而节省支出,参与市场的活动,并且保护弱势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分布式账本能够成为一个全新的驱动力,用以帮助能源市场进行整合发展。欧盟的联合中心正在调查以下案例中的实际应用可能性。

能源管理的裂变趋势有:基于区块链的汽车充电站服务、基于区块链的能源零售市场、能源合同区块链账本、微发电的能源市场等等。

裂变14:环境治理(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保行业的大玩家正在研究区块链技术,例如“林业认证认可计划”(PEFC)。PEFC负责超过3亿公顷(7亿英亩)的认证森林,并已将该平台作为溯源的手段进行调查。

区块链如何改善碳排放交易,促进消费者之间的清洁能源交易,并为气候变化研究提供资金,同时追踪和报告减排情况。IBM和中国的能源区块链实验室已经研究了区块链如何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BITGIVE:这个基于区块链的解决方案,被称为Give Track,是由Bit Give开发团队开发的捐赠平台。Give Track平台通过启用资金转移和跟踪的解决方案,为非盈利性筹资提供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它还能永久保留所有交易记录,包括资金来源及资金使用等信息。BITGIVE的水项目正在筹集资金,在肯尼亚的钱多洛小学建立一个新的雨水池和厕所,并为那里的学生提供卫生和个人卫生培训。

碳链由BTC123国际交易平台携手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俄罗斯,香港,澳门,中国环保基金组织协会联合打造,八个国家同时启动。将于2020年在所有学校,医院,小区,商务写字楼,公园,公交车站等地建立人工智能碳排放站点,收集碳排放数据,发放碳链奖励,鼓励引导民众节能减排,爱护环境,保护大自然。

Poseidon是一家处于英国自愿性碳市场前沿的公司,该公司的区块链名为Stellar。该公司专注于零售一体化及将碳积分额附于日常买卖中。公司的创建是因为创始人认识到区块链技术不仅可以降低进入碳积分市场的门槛,而且区块链技术还首次允许碳积分可以被有效地分解到每笔交易或每件产品里。

环境治理的裂变趋势有:基于区块链的水资源交易市场、基于区块链的气候跟踪记录平台、基于区块链的自然资产交换等等。

裂变15: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航运交易涉及大量纸质文件,例如销售合约、租船合同协议、提单、港口文件、信用证以及与船舶和货物有关的其他信息。所有这些文件均需要通过一长串缔约方,无论在付款还是运输的各个环节。这个程序是如此漫长和耗时,以至于船只在提单之前到达卸货港而被迫等待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数以百万计的纸质文件处理一直是国际航运业在转向电子化方面落后于其他行业的原因之一。由于涉及国际运输的语言、法律和组织形形色色,使得将这些文件标准化的进程极为缓慢。

区块链作为安全、分散和加密的公共分类帐本,可应用于国际航运业的各种场景,并对交易方式带来革命。区块链可以将整个国际贸易过程变成无纸化天堂,每次交易中的所有相关方(即货物、船东、租船人、银行、代理商、海关、港口当局等)使用公钥和私钥可以相互联系,进行实物交易,以加密格式交换和存储信息,履行合同义务,给予和接受指示并安全地支付。

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马士基(MAESK)和最大的区块链技术服务公司IBM宣布其联合组建的“贸易透镜”平台(Trade Lens)正式落成。这是第一个支持区块链的全球供应链运输解决方案,旨在促进更有效和更安全的全球贸易,将各方聚集在一起以支持信息共享和透明,并促进行业范围内的创新。该平台目前已经记录超过1.54亿次航运事件,包括船只到达时间、集装箱接口、海关放行、商业发票和提单等全部文件信息。这一数据正在以每天接近100万次航运事件的速度增长。

Trade Len可以自动跟踪供应链中每件货物的关键数据,并在所有相关方之间提供不可变的记录。目前全球已有94个大型组织积极参与或同意参与基于开放标准构建的Trade Lens平台。其生态系统包括遍布全球的200多个港口码头运营商。荷兰、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澳大利亚和秘鲁的海关当局及海关经纪人、货运代理、运输和物流公司也正在参与其中。

其他的区块链应用包括:世界第三大航运公司法国达飞海运集团也在与埃森哲、百威英博以及欧洲海关协会共同开发基于区块链的国际贸易平台。韩国的现代海运集团也与三星集团在共同开发类似的区块链平台。商船三井、日本邮船以及川崎汽船等14家日本企业,成立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贸易数据共享平台企业联盟。全球运输行业巨头之一的UPS宣布加入全球区块链货运联盟(Block chain in Transport AllianceBiTA)。加入BiTA联盟之前,UPS已经启动了多个区块链项目,尤其是海关经纪业务中的区块链应用。UPS是全球最大的海关经纪商之一,其经纪策略的关键目标是数字化交易。

国家贸易的裂变趋势有: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包裹、基于区块链的食品安全联盟、基于区块链的互动商品标签等等。返回

郑永年: “局外人”的政治革命

今日世界政坛上一个令人瞩目也是最重要的现象,无疑是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就是那些之前和政治圈并没有实质关联,甚至毫无从政经验的人,纷纷被人民选举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马克龙和意大利的孔特等。最近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当选总统更具有典型意义。

人们可以说,乌克兰的选举是一场典型的当代存在主义的“荒诞剧”。喜剧演员泽连斯基是一个和政治不着边的人,但他依然决定参与总统选举。他在电视辩论现场表示:“我不是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来这儿是要打破现在这个体系”。他甚至对现任总统波罗申科直言:“我就是你犯下的错误和未履行的承诺所产生的结果”。泽连斯基团队在整个选举过程错误百出,连最基本的事实和事情都搞不清楚,就像他所演出的喜剧。但所有这一切对支持他的选民来说都不重要,丝毫没有影响支持者的热度。结果自然很明了,泽连斯基“喜剧式”地当选总统。

这使人想起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Albert Camus)的中篇小说《局外人》。《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但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似乎相反,即“局外人”并不像加缪所描绘的那样,尽管也一样“荒诞”,但并不那么无能为力和毫无希望。

如果加缪还活着,他是否会改变自己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当代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局外人”的环境,至少在政治领域如此。普通的局外人是可以通过自己近乎荒诞的行为,来参与和影响事物的发展。

时势造英雄,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是时代的产物。二战以来尤其是互联网产生以来,这个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民主形式而言,西方完成了从精英(共和)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转变。精英民主就是政治精英之间的共和,大家都是精英,轮流执政。政治人物,或者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言,职业政治家来自差不多的社会背景、接受差不多的教育,所以他们之间就政治事务具有共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道德感,至少不那么自私。“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时代在1970年代才开始。在这之前,选举权有很大的局限性,是那些为国家做过诸多贡献(即纳过很多税)的成年男子的权利。在大多数国家,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更别说属于少数民族的公民了。

(共和)精英民主也是一份责任。西方之所以实行“代议民主”制度,一方面是因为直接民主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假定这些代表所承担的政治责任。而“一人一票”产生的政治人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就民主而言,的确更加民主了;另一方面,所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的责任感也变得模糊起来。民意变成所有政治权力的基础,但谁的民意呢?有没有恒定的民意?就经验而言,很难要求普通老百姓具有长远利益观,大部分人只有眼前利益。更重要的是,民意是分化的,民主意味着要体现大部分人的民意,但也意味着要保障少部分人的民意。这些理论上很具有道德感,但如何体现在具体的制度上呢?实际上,很多民主的理想和为实现这些理想而设计的制度很难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实践层面,民主演变成分化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变成政治人物分化老百姓的最有效工具。

社交媒体削弱政党重要性

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更是把大众民主推向了极端。社交媒体赋权社会上每一个成员一个表现平台,人人有话筒、人人有道具、人人有展现才艺的空间。泽连斯基团队表示,他们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个互联网平台。

有了社交媒体,传统政党不那么重要了,甚至不需要了。在很大程度上,传统政党的存在只是表达了那些从其中获取利益团体的存在感。在欧洲,政党早期只是“老人俱乐部”,后来演变成大众政治的舞台。但有了社交媒体,政党的运作越来越没有效率,尤其对年轻人来说,谁还需要政党呢?美国人一直以拥有稳定的两党制为豪,而且“两党制”的存在意味着任何第三势力的崛起毫无希望。但现在不好说了。如果抛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很难理解近来的几届总统选举。与其说特朗普是依靠共和党取胜,倒不如说是依靠社交媒体取胜。或者说,“民粹主义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把特朗普推上政治舞台。

当然,社交媒体只是一个工具,谁都可以使用。“局外人”挤走了传统政治人物而夺权,主要还是因为传统政治人物已经失去解决“局外人”所面临的严峻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在当代,这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差异和中产阶级规模的问题。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在高峰时期达到70%,现在不到48%。前总统奥巴马执政八年期间,美国的中产阶级每年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减少。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忍受这种快速从中产向穷人的转变,而这也是特朗普崛起的社会背景。

欧洲也是如此。尽管较之美国,欧洲是高福利社会,但在金融危机之后,高福利难以为继,政府想改革,但老百姓不肯放弃已经得到的任何好处(或权利)。欧洲因而表现在极端的左派民粹主义运动(例如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和极端的右派民粹主义运动(例如意大利的五星党运动)。

最近几个月来,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愈演愈烈。

一旦社会分化,民粹主义就有了市场;而社会越分化,“局外人”就越容易进入政治过程。拉丁美洲更是典型。二战以来,这个广大的地区一直往返于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之间。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政治学教授科拉莱斯(Javier Corrales)的研究,1989年以来,拉丁美洲共有13位几乎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人当选总统,他们背景各异,有军官、商界大亨、媒体人物、艺术家、经济学博士、工会领袖甚至神父。

“民粹主义”和“局外人”崛起之间的关系,犹如鸡与蛋的关系,两者互为依存、互为强化。今天精英纷纷谴责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使得他们的政治饭碗破碎了。民粹主义的确有其“毒害性”,不仅会导致内部的不稳定,也表现为外部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等。但从历史看,民粹主义实在是历史的必然,社会高度分化了,民粹主义必然成为“弱者的武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就表现为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人们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德国政治家俾斯麦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主动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政策,以保障劳工的利益。但很显然,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得类似的局部社会保障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因此成为必然。正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福利社会。没有任何理由相信,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会自然演变到今天的福利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完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

“局外人”无法改变现实

今天的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再一次为民粹主义运动准备了物质条件,再次为“局外人”提供“革命”(改朝换代、夺取政权)的机会。但问题在于,“局外人”能够革命,但能够改变社会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不能”。“局外人”不仅不能改变现实,反而会造成新的危机。每一次“局外人”夺取政权成功,普通民众都会欢呼“人民的胜利”,但之后普通人就会面临“人民的危机”。原因很简单,说穿了,就是“既得利益”所为。

传统上,所谓的“局内人”就是既得利益。传统西方精英政治就是“局内人”动“局内人”,“左手”改革“右手”。尽管西方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但不管哪一个政党,都代表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根深蒂固,任何形式的选举都动不了它们,这使得民众对传统政治人物、对传统政治体制失去了信任和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成为民众改变政治的有效工具。很多参与者并不对未来抱很多幻想,但他们抛弃现存自称为政治精英的决心是坚定的。

事实确实如此。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后,“局外人”仍然面临原来“局内人”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困境。在全球化状态下,资本和技术都是流动的,国家已经失去经济主权,但政治主权因为“一人一票”制度得到了强化。“局外人”即使取得“政治主权”,但其他方面的主权仍然掌握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精英手中。技术的进步更是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工人,而所有政治人物对此毫无办法。

再进一步说,今天资本所拥有的能力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不管怎么说,社交媒体也是被资本所控制的。如果社交媒体对资本没有什么害处,资本就会放任其作为。但一旦资本感觉到基于社交媒体的大众民主的有害性,那就另当别论了。人们不难想象,当控制和操纵足够大量信息的互联网巨头,自己出来选总统的未来情景。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民主党人,近年来一直呼吁监管互联网和分解互联网。互联网公司垄断和控制了太多的信息,即使是选民的“意向”,也可以是资本所塑造的。当选民成为资本的“被操纵者”时,政治人物(无论是传统的“局内人”还是今天的“局外人”)就会无计可施。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未来政治越来越趋向于“空转政治”。政治可以高度自主,民众的确被赋权选举出自己想要的总统,但总统影响不了其他精英群体,更做不了什么事情来改变现实。这和传统的政治“自主性”刚好相反,因为传统上“政治的自主性”指的是政治人物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能够自主决策来影响整个社会。但“空转政治”的“自主性”表明总统尽管有足够的权力(人民的选票),但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加缪的存在主义仍然是对的。世界继续会是一部荒诞剧。对一些“局外人”来说,进入了体制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局内人”;而对另外一个“局外人”来说,即使进入了体制,仍然是“局外人”。 首页

吴晓波:贸易摩擦下中国企业为何比美国要痛?

2018年,苹果手机的全球销量是2.25亿台。但这2.25亿台手机是在哪里生产的,却很难回答。

一台苹果手机由500多个零部件构成,这些零部件的生产,涉及全球数十个国家的上千家工厂。

最新数据显示,苹果2019年的200大核心供应商中,有46家来自中国台湾、40家来自美国、39家来自日本、30家来自中国大陆、14家来自韩国、10家来自中国香港,剩下的供应商分布在德国、新加坡、荷兰、芬兰和奥地利等国家。

所以一台苹果手机的背后,是一条布局全球的产业链。难怪有人笑称:“每一台苹果在到达消费者手上之前,已经游历了大半个地球了。”

而从一台苹果手机的产业链布局,我们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02

前不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一次演讲中,也针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黄奇帆提到,在1980年代的时候,全球贸易中有70%的贸易量属于产成品,也就是最终的商品。

慢慢地,这一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在2010年,全球贸易中只有40%属于产成品,其他的60%属于中间品。

到了2018年,中间品的占比继续提升,全球贸易中已经有70%以上属于中间产品了,只有30%属于产成品。

而中间产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各种各样的零部件;第二类是服务贸易,包括生产性物流、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金融,各种各样的科技研发和研究设计。换句话说,就是企业级的服务。

其中,服务贸易量在1980年代约占全球贸易量的5%,但到2018年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量的30%。这就是全球贸易格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03

那么在这种新格局下,哪些企业会成为全球贸易的统治者?

还是以苹果手机为例,它由几百个零部件构成,涉及几十个国家的上千家专业的生产公司。所以苹果公司并不拥有苹果手机的全部专利,因为这上千家公司的手中,或许都分别拥有相关的专利,但是,苹果却是这条产业链上的统治者。

因为苹果制定了标准,所有为苹果提供服务的公司在具备创新能力、独立专利的同时,还是得符合苹果制定的标准。

有人曾说:“如果某家公司拥有了某项与手机相关的核心技术,但我不卖给苹果,苹果手机就会停产。”

但问题的关键是,苹果是全球手机销量最大的企业之一,如果苹果不使用这家公司的技术,首先死的可能是这家公司,而苹果还可以选择其拥有相关技术的公司。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成为某个行业的全球领导者,不仅要依靠核心技术和资本,更要取得产业链上的控制能力。

04

在这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企业的痛苦程度更甚于美国企业。很多人会纳闷,我国明明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生产着全球60%的消费品,为什么会在这场贸易战中招招被动呢?

这是因为,在全球贸易新格局中,我国企业在很多零部件的制造上,并不掌握核心技术。更关键的是,在全球产业链上,我国企业并不是标准的制定者和控制者。

因此,今天的中国企业如果要形成自己的竞争能力,必须要从两个方面发力:

第一,在零部件层面,掌握核心技术;

第二,尽可能地成为行业或是产品标准的制定者之一,这也是中国企业产业转型的着力点。它非常艰难,却是未来10年、20年,我们必须要实现的战略目标。返回首

日本真的失去了20年吗?

有一位20多年前去过日本的中国人,2018年再次来到日本。从羽田机场到东京市区,他一路上仔细观察沿途风貌,发现和20多年前毫无二致,不由得感慨道:“日本,真的失去了20年啊!”这种感慨,一直持续到他在北海道看到了丰田的氢能源汽车。

丰田公司20年前开始研发氢能源汽车,充一次氢,仅耗时3分钟,花费4200日元,可跑650公里。这不光是一部车,还是一个大型移动电源,遇到地震海啸等灾难、市政供电停止时,可以为家庭提供一周的生活电能。

1、日本真的失去了20年吗?

我们说“日本失去20年”,是相对于中国过去20年的高速发展而言的。过去20多年间,中国GDP始终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日本的GDP一直处于零至2%的超低速增长时期。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失去了20年。

日本为什么在过去20年,发展会比中国缓慢?主要原因是它在过去发展过猛,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泡沫。日本从60年代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凭借发达的半导体产业,日本的电子产品大量向海外出口,赚取了巨额外汇。

外汇放到金库里面不生钱,唯一能生钱的方法是把钱贷出去。当时银行给员工们下达任务,一个月必须贷出100亿日元(约6亿元人民币)。日本人甚至将纽约最有代表性的几栋大楼都买了下来。到了90年代初,日本地价飞涨到一日一价的地步。人们疯狂地贷款买房,似乎房价会永远涨下去。忽然有一天,泡沫经济崩溃了。

泡沫崩溃后出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暴跌了50%。整个日本,一片萧条,产生了巨大的产能过剩。日本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来强迫企业兼并或关闭,只能通过企业之间相互抱团取暖,把产能过剩消除掉。结果,一百多家钢铁公司相互兼并,只剩下三大钢铁公司。两百多家银行兼并,只剩下三大商业银行。

修复泡沫经济的创伤,日本大概花费了1015年的时间。这之后,日本企业开始了创新转型之路。在过去20年中,如果要说日本“失去”了什么?应该是GDP的增长数字,而不是它的实力。因为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而是靠技术掌控话语权。

2、电子业转型,为未来投资

近年来,我们看到日本许多的电机半导体企业抛弃了白色家电、电脑、手机等传统产业,致力于人工智能(AI)、大数据、物联网(IoT)、机器人等新产业的研发,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所以,夏普卖给了台湾的鸿海集团,三洋的电冰箱、洗衣机卖给了海尔集团,NEC公司的电脑卖给了联想,东芝的白色家电卖给了美的集团。日本的创新方向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虽然日本电子企业在大众市场份额快速缩减,但在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领域里的话语权却在提升。

日本NEC公司是一家半导体企业,它在60年代就造出了日本第一台电脑,并且在过去20年当中,无论在工业用电脑,还是家用电脑领域中一直占据日本首位。

而就是这家公司,在11年前突然宣布退出电脑产业,这在整个日本产业界引起轰动。NEC公司把电脑业务出售之后,保留了大量的半导体业务技术人员,开始研发人工智能。如今,日本的本田、丰田日产,全自动驾驶系统,都采用了NEC的人工智能系统。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70%的传感器,来自于日本。在所谓的“失去的20年”里,日本为未来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储备。

我们再来看老牌的电子企业索尼、松下,它们目前已经放弃了电视机面板业务,但并没有放弃核心技术。我们现在看家电会发现很多“made in China”的产品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你开箱一看,核心零部件全部是made in Japan。日本人不再做“外科”,而是做核心零部件,因为核心零部件才更赚钱。

全世界目前最权威的18种新材料,日本占了16种。波音787客机机体使用的碳纤维来自日本东丽公司,东丽也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企业。机体谁造的?三菱重工;机头谁造的呢?富士重工;所有的电子系统又是谁提供的呢?松下电器。

一些老牌的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并不仅仅是把它传统的产业清除掉,更重要的是把技术留下来后去开拓新的产业。可以说,日本企业的创新一直处于在世界科技的最高峰,以一种“俯视”的眼光创造和引领世界。

3、再生医疗,迎接“百岁时代”

大家听说过免疫细胞和iPS细胞吗?日本在此行业已经引领了全世界。

免疫细胞就是研究如何提高免疫力,杀死癌细胞。日本79岁的本庶佑先生,是去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早在20多年之前,老先生就开始研究:身体的健康细胞这么多,为什么不能把小小的癌细胞杀死?

他最终研究发现,原来癌细胞外面裹了一层特殊的蛋白质,就像坚固的墙壁一样阻止了健康细胞的进攻。他随后去游说几家医药公司共同研究一种能够把这种蛋白质去除的新药。日本几大医药公司对于免疫疗法并不感兴趣,认为靠吃东西把癌细胞杀死,简直是天方夜谭。

终于,一家中型医药公司表示,“行,我相信您这个人。”随后,五种新药问世了,截止到去年10月份为止,临床实验的2万人,总有效率达到45%,尤其对黑色素瘤、肺癌、肾癌等癌症的总有效率达到60%

这位老先生并不满足于此,他的目标是10年之内,能够像治疗感冒一样治疗癌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把诺贝尔奖的奖金和专利费全部拿出来,筹集了1000亿日元(约60亿元人民币),设立了本庶佑研究基金,鼓励年轻医学专家攻克癌症。

iPS细胞简单来说是细胞再生。现在日本所有的国立和私立大学,都在进行iPS细胞研究和治疗。在以前的观念中,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日本庆应大学刚刚宣布已经可以用iPS细胞进行人工脊椎修复。这对瘫痪患者来说是绝对的福音,把自体细胞取出来以后进行培植,再把iPS细胞植入到脊椎,让你重新站起来。

现在日本政府批准的iPS细胞治疗的临床实验已经有六项,几个代表性的有:

1)帕金森病。大概300万个iPS细胞,就可以使帕金森病患者得到康复。(2)失明者。以往我们都得等人捐赠眼角膜,神户市的国立理化学研究所已经进行了10例临床实验,细胞培植后放回人体,就可以重见光明。

日本现在提出百岁时代的概念。人像一辆汽车、机器一样,零件坏了以后可以更换,做到这一点以后,就可以活到100岁。

4、安全驾驶,日本守护百年企业的法宝

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到底有几家百年企业呢?有人统计出来是五家:同仁堂、全聚德、王老吉、六必居、张小泉。跟日本相比,这些企业老板已经几易其主,而且中间还出现经营断裂。

而在日本,具有150年历史以上的企业就有2.5万家。现存世上最古老的家族企业金刚组已经拥有1400年的历史。相当于隋炀帝的时候企业就已经存在了,一直延续至今。日本经营界,有句口头禅叫“安全驾驶”,不求一时灿烂,只求长期永久。他们最大的一个普遍具有的特性是:求稳。这个稳,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日本的银行协会曾于2017年做过一个针对日本所有企业的调查:即使日本的实际商业贷款率低至0.5%,在日本仍有75%的企业不需要银行贷款。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曾说过,拥有5万名员工的京瓷公司,即使七年不赚一分钱,也能做到不裁人,不倒闭。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日本企业很注重自我资金的积累;二是日本企业很少有像中国企业那样搞出一个品牌后四处开连锁店,找投资公司上市。150年历史的2.5万家企业当中,真正上市的企业只有1200家。

此外,日本非常讲究诚信文化,假冒产品很少。为什么?风险太大了。日本这个小国家本来新闻就少,一点小事就可以上新闻联播。所以,日本企业讲诚信不仅是为了自身,也是为了家族和个人荣誉。日本大公司在跟任何一家客商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背景调查,包括犯罪记录、负债多少,有没有丑闻等。

第三,日本有一个本家和分家的概念,规定财产只传给本家长子。长子生下来以后就有义务来传承家业。下面的弟妹在获得一定经济补偿后,要宣布放弃财产继承权。这样就能保证整个家业不会因为兄弟之间分家而散掉。五代传过以后,你永远能够找到自己的根在哪儿。

日本的企业家更习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用自身的产品赢得同行和公众的认可。

5、藏富海外,海外还有1.78个日本

日本朝野十分关注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因为日本和中国现在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还因为日本吃过美国的苦头。这个苦头比我们早了整整40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刚刚走上战后复兴之路,大量出口电子零部件、半导体产品到美国,导致美国出现巨大贸易逆差,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旋即爆发。这个过程很痛苦,差一点把整个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全毁灭掉。

日本人当初采取怎样的对策?它说我不跟你谈,它修正了“贸易立国”的政策,不再以贸易作为国家发展经济的支柱,而是选择了一条“投资立国”之路。

这是一条什么路呢?就是鼓励企业向海外投资,到中国、东南亚、中东、美国、欧洲投资,把资产分散到世界各地,然后通过世界各地向美国出口。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在海外的资产和它的收入超过了日本国内GDP总量的1.78倍。这是什么概念?日本在海外还有1.78个日本,等于是再造了一个日本!

日本40年来所遇到的一些风险,就是我们将要面临的风险。中日两国,国情不同,起点不同,但经济规律是相同的。日本已经爬过山顶,中国还处于爬山途中,浑身有劲,充满希望。如果能够研究过去的登山者走过的弯路,后来者一定会寻找到捷径,攀登高峰。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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